美国白人既要又要，过得不好就仇恨外部，自身工作能力并不强，又没有足够思维力去理解真实世界的弱点。
这几周的美国可谓经历一场百年一遇的戏剧性震荡。特朗普鬼使神差逃过生死大劫，更以超级英雄的气概再度成为支持者偶像，即令不支持他的看客如笔者，也不免在谴责非理性政治暴力的同时，感叹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在辩论中已老态毕现的拜登，更再遭致命一击。毕竟，美国这个世界唯一强权霸主，在全球动荡、内部分裂的环境下，民心更需要一位强者来领导，何况这位强人又以受害幸存者姿态出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和万斯的竞选组合，不仅在年龄上实现新老结合的平衡，更极大地直接回应了美国广大内陆地区和铁锈带民众要求公正对待，不成为全球化牺牲品的诉求，而万斯恰恰“来自群众中间”。这一切，以及这二人大概率领导美国内政外交的前景，令即使不喜欢和不认同的人，也不得不面对了。
作为引起强烈反响的自传体作品《乡下人悲歌》的作者，和一个糟糕家庭出身的苦孩子，万斯不乏对铁锈带白人底层民众命运的深切理解，但其归因却仍然落回到典型的铁锈带思维方式中。
这种思维特点在于：第一，认为白人理应享受不受打扰的特权，永远过着上世纪中叶的美国梦，那种白人男子靠一份稳定且待遇优渥的工作养活全家，有房有车有狗再有两三个孩子的完美生活；第二，一旦这种理想生活被20世纪中后期以降，美国资本主导、美国政府推波助澜的全球化所破坏，这部分人就无所适从，在个人生活上自暴自弃（杜维明在《体知儒学》一书中，早就揭示过美国文化中的“中产阶级风度”仰赖于金钱维系，一旦失意处于逆境，就精神崩溃原形毕露），在智识上无法理解变革的本质，在道德勇气上更不敢直面制造问题的大资本财团。须知，美国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连入籍考试都要一本正经地考你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叫作资本主义，普通民众何来勇气挑战跨国大资本，就连被航空公司延误取消折磨，都大气不敢出，哪有中国围着地勤一阵吵闹，就能吃到便当甚至当场拿到现金赔偿（笔者就沾光领过南航200元人民币）的美事。
大前研一分析美国当代文化矛盾性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导致资本、技术、就业机会外移，即使进出口失衡，进口中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于美国公司外包导致。这个简单道理其实不待今日的中国经济学家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去作为新现象解释，解释“逆差”的本质，其实是美国产品在国外绕了一圈以“原产地中国”的形式回到美国。
日本政经理论家大前研一在1987年出版的英文反思性著作《国界之上》（Beyond National Borders: Reflections on Japan and the World）中，早就揭示了日美贸易失衡的实质，仅仅是“美国公司产品出现在日本”（American product presence in Japan），就清楚分析了日本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每每被作为美国国内工作流失的替罪羊的怪相，并深刻指出美国当代文化中的矛盾性：当美国消费者作个人决定时，他们想买最好又最廉价的商品而不管原产地，但一提到“工作和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又成了“美国人”。换句话说，大前研一看透了美国人“既要又要”的内在逻辑矛盾，和骨子里的机会主义：既要占廉价商品的便宜，又要自己的高薪工作，既要消费外国制造的产品，又想显得爱国。
大前研一甚至毫不讳言地剖析美国的国民特性和管理模式，即因为存在大量教育和智识水准庸常，也并不真正敬业的工人，所以美国人善于把一切指令印成详尽的手册。在这里，大前表面上褒奖了美国管理模式，但其实对普通美国人的真实素质嗤之以鼻。
就中国人眼下所困扰的，为什么美国铁锈带居民迁怒于中国抢走工作机会的问题，大前研一也提前在日美贸易的语境中做了解答：大多数的美国人根本不知道，美国公司是多么成功地成为日本经济的“局内人”。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引述一本旧书，只是为了说明阳光之下真的没有新鲜事。美中贸易战和美国铁锈带工人对中国的怨气，只是几十年前对美日贸易失衡，日本导致美国人失业的抱怨的翻版而已。在这几十年中，戏码没有改变，美国白人既要又要，过得不好就仇恨外部，自身工作能力并不强，又没有足够思维力去理解真实世界的弱点，早就被大前研一分析得淋漓尽致，而几十年间一点长进也没有。
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在俄州过得乱七八糟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如万斯，如果仍坚定地把美国内陆的经济社会危机，归因于中美贸易失衡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那么，不论他读了什么名校学位，思维水准仍然完全没有超越1970年代，自视为美日贸易失衡受害者的普通美国白人。
事实上，经过几年贸易战，原产于中国的商品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占比已经大降，但是，商品生产并未如愿回到美国，而是辗转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如越南和柬埔寨。是否未来的美国政客和民众，又将沿着同一逻辑，支持对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开打贸易战，指责这些国家“抢走了工作机会”？
中国开始影响美国人购物和生活方式
如果特万组合上台并主导美中关系，依照上述早就过时的“铁锈带红脖子”逻辑，无非还是祭出“制造业回到美国”之类的虚幻口号，继续和中国贸易脱钩。然而，经过几年的博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美国市场上的存在，已经是以席卷全美的社媒如TikTok、开始与美国的互联网零售巨头抗衡的线上购物模式如Shein和Temu，以及大量在亚马逊直销自有品牌小商品的中国厂商等新业态存在。一个重要的新现象是，中国已经不再为美国品牌代工，而是打出源自本土，再扩张到美国的全新品牌，乃至开始影响美国人的购物模式和生活方式。
笔者认识的一位美国本土白人空手道教练，就深深迷上在Temu购物，从此离开了亚马逊。作为空手道和中国武术的专业练习者，他对影星甄子丹的家世竟比笔者还要清楚。这些可视为各个面向的中国软实力凸显的现象和趋势，恐怕已不是万斯童年经历和错误归因能概括和解释的。笔者上学期一名也来自俄州的学生，除了怨恨中国人“偷走工作”，自己是连作业都不完成，最后被判个不及格的。
如果再考虑到在汉语文化圈，近年来中国大陆和台湾是如何在经历产业转型迭代的痛苦后，把废弃的工业基地创造性地转化为文创园区、商业空间、怀旧博物馆，以及体育比赛基地等，而美国铁锈带工人只能任由厂房空置破败，放纵自己消极颓废，酗酒吸毒，加上仇恨和恐惧外部世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一些区别是正如杜维明所指出，植根于中美各自文化深处的。
美国式的精英、超级天才、巨无霸公司主导的资本主义，诚然可以为马斯克等极少数人才制造更好的成功土壤，但无法解决大量被摒弃在外围，教育、智识、工作态度都乏善可陈，生活在绝望和仇恨中的白人底层问题；反而会制造更为严重的、智识上的两极分化。俄州的“悲歌”，也不可能靠所谓“打击外包”的过时药方解决。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