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没有他们源源不绝地走进我们的邻里、学校、职场以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华文华语要被使用或者听到，机会肯定少很多，并且我们整个华社的基石和面貌，肯定会很不一样——是被强化了还是弱化，变丰富了还是单调？答案不言而喻。
上个月一家大型商场开幕，汇报新闻的同事告知，业主没有为商场取中文名字，后来问了记者，原来她已想好翻译，正准备征询对方公关的意见，但我的建议是：用国家的SGTranslate翻译机器代劳吧，然后注明出处。
我是这样解释的：人家花几亿元做了这个项目，却连中文名字也不要，就别花心思越俎代庖了。一来你认为翻译很贴切，也许也真的是杰作，但人家不一定这么想，就算公关赞赏，他们的上头不知好几级的老板还可能有意见，也不一定领情；二、你的翻译和其他媒体的会有出入，造成公众混淆（当然用机器翻译也有这个问题）；三、你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读者，不是这个业主，首要是把新闻写好，你、我和公司有限的资源，不该花在替别人的商场想名字上面。这种作业要认真的话，是要一组人，用几天时间去构思研究的，甚至得付费让专业的品牌顾问去完成；四、……
我还可以给出更多其他理由，但担心泼太多冷水，便就此打住了。
其实，更大的抗拒，来自于社会上有越来越多对中文无视、无感的群体，必须说有时还带有傲慢。同事都是中文精英，因而这样的郁闷难免都会有一些。稍有留意就知道，现在很多的摊贩和邻里商店，招牌已没有方块字了。《联合早报》上有不少打造中小企业和品牌的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出，中文名字已不多见，或沦为可有可无。
当英语成了众人母语 哪还需要公共翻译？
当然，名字要怎么取，是否要有中文，纯属各有所好。就有很奇葩的被采访者，坚持见报时要用英文名，而拒绝给中文名的。问题是如今就连公共领域，单语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例如组屋区里的小邻里，这种规划概念据说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时中英文名都有（说不定还有其他母语的冠名），但这些年，都只剩语感一个比一个更高大上的英文了。上述商场，想来也是不小心跟了风，并且不会是最后一个。
首先必须强调，早报并不排斥在报道中用上英文，有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还会要求记者括注，尤其是科技术语、各领域专属名词之类的。但如果商号、品牌、大楼、活动、计划或项目等等写出来全是英文，阅读体验肯定不会好，让记者“硬硬”翻译，估计传播效率也会打折扣。报纸上一堆的中英文夹杂，写的或读的人忍忍也就算了，可怜我的电台或电视台同行，如果时不时得在空中进行语码转换，痛苦指数一定很高，内心一定老大不情愿。
以上描述的，仅仅是华文使用范围的日渐萎缩，在四大官方语文中，马来文比起华文更是岌岌可危，而淡米尔则早就销声匿迹。不久前参加了一个跨机构的翻译工作研讨会，一同前瞻未来10年。小组讨论中，有成员提到翻译机器问世了，还需要人来翻译吗，但随即就触及一个更核心问题：当来到某一天，英语成了众人的“母语”，公共翻译是否还有必要？
过去常说，母语和母族文化的传承，有赖于三大支柱力量：一是华社华团，主要包括各大小会馆和行业公会，最高代表机构是总商会和宗乡总会等等。其二是华文教育，主要是华文教师、学者和各大小学府。其三就是过去的华文报，现在的整个华文媒体事业。在这三大领域中，很多有心人仍在努力，但也面对各自的挑战和隐忧。
母语媒体都在书写岛国求存记
会馆主要是功能在萎缩，不像以往，为过番的乡亲包办了教育、救助、医药、殡葬、祭祀甚至纠纷调解的种种职责。现在更多只剩联谊和维系乡情，行有余力则参与文化的推动工作；另外是年轻化的成效不一，一些小会馆，因为乡情乡音已逝，正陷入后继无人的危机中。
华文教育则直接关系到下一代的华语文水平和对文化的认同，有人认为前景乐观，但更多的是忧心忡忡。早报言论和交流版的来函，后一种观点的表达比较多。另外较不常触碰的，是教师队伍的培养，尽管在数量上没有问题，但底蕴是否如上一两代那般厚实是存疑的。
华文媒体事业呢？我们面对的是整个生态的被颠覆，以及母语使用率和水平退化的两个大难题。因此经常会问自己：未来华文人才是否够用，以及还有没有足够大的受众和市场需求？上个月《早报星期天》就有一篇“英语太强势还被科技颠覆 本地母语媒体如何谋出路？”的专题报道，探讨了这些个困境，也采访包括马来和淡米尔报的负责人，写出他们如何力挽狂澜，以及对出路的展望。
把视野扩大到三大支柱以外，华社其实还有两个松散但清晰可辨的构成群体。首先就是本土的“小传统”成员（允许我借用人类学的“小传统”概念）。他们分布在基层，主要借助民间信仰、家庭父母辈的身教和口耳相传，以及流行音乐和次文化等等媒介，保存了不少的传统观念，以及在生活中遵循的习俗和规范，当然也包括了一定程度的母语和方言能力。
移民群体撑起一片天
他们不属于文人雅士，而更多是七月普渡的信徒、庙会的参与者，以及会提早到歌台前霸位的安哥和安娣们。上个月到金沙听摇滚巨匠伍佰的演唱会，散场时人流中响起《浪人情歌》《挪威的森林》的大合唱，我认为也可以把这好几千个迷哥迷姐也包括在内。有时感觉这个群体气场还蛮大的，“兴、旺、发”的呐喊声时有所闻；但又似乎也在慢慢减少，特别是当中有一部分，依附于传统信仰中，怕是信仰式微，不再鼎盛了，人群也就渐渐散去。
另外的一个群体，是懂得华文华语的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当中又可分出两大来源地。一是从大中华区过来的，他们南腔北调，融入的程度不一。有些还人生地不熟，还在边缘摸索，另一些则已开始有了自己的同乡会和兴趣组织。他们有的从商，有的教书，分布各行各业，还有不少的文化圈人士。他们的子女，华语文一般顶呱呱，从我们每年举办的“华文大比拼”赛事，都能看出他们总是主力，且优势极为明显。移民的到来，为本地华社注入不少新血和活力，也让文化更多姿多彩，起码各地菜系和风味一个也不缺。
华文的重镇在长堤彼岸
另一个则是你我更为熟悉的，来自“州府”的人丁补充，当中有新老移民也有PR，还有他们经常自嘲的，为赚坡币而奔波于长堤两端的“马劳”。我常想，倘若没有他们源源不绝地走进我们的邻里、学校、职场以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华文华语要被使用或者听到，机会肯定少很多，并且我们整个华社的基石和面貌，肯定会很不一样——是被强化了还是弱化，变丰富了还是单调？答案不言而喻。
必须说，马国人的华文华语，真的是“几厉害一下”，主要是他们还保有完整的华校体系，并且生生不息。根据《海峡时报》上周的一篇报道，说在马国的华小，有约莫21%的土著和印族生源。让我补充另一个之前读到的数字，目前他们全国华小六个年级的总学生人数，在50万以上，也就是说，就读的非华族小孩超过10万！考虑到他们华小的华文水平，应该比我们的要高出一些，加上有许许多多的独中，以及都有中文系的马大、拉曼、新纪元、南方、韩江和厦大分校等等，若干年后，他们华文“几厉害一下”的马来和印族年轻人，和我们的华族子弟一样多甚至更多，虽不可思议，却是大概率事件。
上个月与友人走访了士古来的南方大学学院，负责人带我们参观图书馆中的一个新华文学专室，里头藏书之多之全让我很是吃惊。前同事潘正镭把里头他的著作摊开来签名，竟有十多种，超出了我的认知。在另一个特别为本地已故学人魏维贤博士的6000本赠书辟设的文库里，看到他好几百本的线装书典藏，让我既欣慰又唏嘘不已。为什么它们没能留存在新加坡呢？ 馆长说他办公室里，还有已故报人李星可的手稿，我心里想，我们报馆偌大的资料室里，应该也没有收吧。写这篇稿子时，又有朋友和南方约定，这个月他的一批书也要送过去了。
本地华文勉强还够看，不至于太寒碜，真的得感恩这几十年来几十万外来“华文人”的涌入。其实，早报编辑部就是岛国的小缩影，倘若没有马国和中港台的各地精锐助阵，包括新移民的第二代生力军，那你读到的将会是很不一样的早报；水准会是更高还是更低，答案同样不言而喻。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6月间一个晚上，在华社领袖向前总理李显龙致敬的大型晚宴上，观赏早报为他制作的回顾视频时，内心的一丝丝触动。他确实把自己看成华校生，懂得华社的关切，能心意相通。他是早报的读者，能唱新谣《细水长流》，可以跟中国前副总理吴仪说出苏东坡《水调歌头》的“高处不胜寒”。印象最深刻的，是卸任前的访谈中，说他下来有时间了，最想读的是齐邦媛的小说《巨流河》。我那时就想，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未来的4G、5G、6G……大概再没有这样的总理，也许连部长也都不可能了。
无论如何，希望华社、华教和华文媒体都能自强不息，未来仍能延续过去百余年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希望华族子弟中——无论是土生土长还是新移民孩子，仍有足够多武功没废掉，最好还是“几厉害一下”的，能接过薪火，让这块土地上的华语文风景线，长长久久，亮丽依旧。
至于眼下，遇到没有中文名的大商场，或者什么的，据理力争大概也没什么意思。找个翻译机器帮忙一下，也算仁至义尽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