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其实对政治没什么要求，只要能够维持生计，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此生又夫复何求？但李政道可能不同，他品尝过思想自由的味道，就再也无法适应精神的囚笼。他们的灵魂天然就是飞鸟，没有任何束缚可以羁绊。
李政道先生于8月4日去世，他的物理学成就毋庸赘言，在31岁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让人叹为观止。我对他的另一印象，是在读翻译家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时留下的。其中记载巫于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因受宣传影响，直接中断博士学业回去报效祖国。回国之前，同在芝大的李政道来话别。巫问李为什么不回去报效祖国？李笑答不愿让人洗脑。此时的巫并不了解其中真意，怀着满腔报国热血，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国征程。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很快就领教了现实的铁拳如何将自己的理想彻底粉碎。从1954年到1979年，他虽得苟活，却仅存一具精神与肉体都已被彻底摧毁的残躯。
理工科出身者一般对政治较为无感，他们不知道曾在欧美留学，本身就已构成无论如何也洗脱不掉的原罪。甚至连参加军工项目“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与卫星）”的科学家如赵九章、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饶毓泰都被逼自杀。更不用提文科的翻译家傅雷、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文学家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文学家王重民等一大批自杀的民族精英。对文化无比仇视的反智主义，至此臻于极致！
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约在1200人左右。这批人一般会被安排在科研院校或研究机构，他们主要从事计算机、自动化、半导体等当时的前沿学术研究工作。其他文科包括法律等专业的，开始也主要被分配到大专院校。
然而中美间的韩战及此后的冷战期间，美国成了中国最大敌人，留美回国者自然成了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一次次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与批判，除了没能熬过炼狱般岁月的那些人外，曾经身陷囹圄者也为数众多，更不用提曾被下放农村，从事“改造地球运动”之人了。连钱钟书、季羡林这样年事已高的纯文科学者，也难免从事重体力劳动。曾经有过国外学习背景之人，在那个疯狂排外的时期，根本无法获得任何信任。
这些人不仅因自己的抉择而遭遇悲惨命运，也会把一家人都拖入炼狱。以前读《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上的纪念文章，大连物化所萧光琰的经历，也让我不胜唏嘘。萧博士是闽南人，出身世家名门，早在1946年就获得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芝大任教。1950年放弃移民美国的机会，回国报效。次年就受到思想改造，文革中被定性为反革命特务，1968年10月被抄家拘禁，12月10日晚，他在牛棚中自杀。四天后，其妻与年仅15岁的幼女相拥服药而去。相比起李政道的“一念之差”，这就关乎全家性命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的中国不仅是经济繁荣与民众富裕，更重要的是逐渐开放的国门与精神束缚的解除。中国学者终于可以不一定要强力依附于政治；学术与研究暂时有了相对独立的空间，因此科学与艺术领域也焕发生机。但最近清华大学劳东燕与黄裕生二教授，仅仅因为对网证征询意见提了些意见，就被新浪微博禁言。连胡锡进这样的左派大V，在不到10年的进化中，也成了他过去所鼓动打击的“公知”，整个社会的转向可见一斑。
正所谓：当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那就只剩谎言。
普通人其实对政治没什么要求，只要能够维持生计，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此生又夫复何求？但李政道可能不同，他品尝过思想自由的味道，就再也无法适应精神的囚笼。他们的灵魂天然就是飞鸟，没有任何束缚可以羁绊。
哲学家康德说过：“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但我尽可能去理解。”我也一直试图去理解劳东燕这样一些本来可以安全生活的人，如果出卖灵魂，说些“遥遥领先”的鬼话，还可以高官厚禄，却不自量力地追求不合时宜的自由。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正是人类基因中的重要一环，因为自由的人类思想所迸发出来的奇异光芒与惊人创造力，总让我心醉神驰。我也同样痛惜那些本来应该野蛮生长的天才，却不幸生活在思想遭到政治阉割之地。因为可悲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类人，他们品尝了权力的味道，从此就在集权的泥潭中无力自拔！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