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肩负时代的历史心魂

人心向背,从来是社会面对危机的关键因素。东亚现代化的先声明治维新,在象征明治维新开始的《五条御誓文》的第三条就说:“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人心不倦,是所有改革的先决条件。

“中国时刻”与“垃圾时间”的论述都有“历史”二字,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有人心潮澎湃,要成为历史的造浪者。多数人面对历史洪流,则更像浮在汪洋大海的一叶扁舟上,浮荡于激烈变化的千百重浪,时常恐惧一个巨浪打过来,下沉数十丈;再一个巨浪掀起,又将人抬高数十百丈,惟恐“时代像那怒海,令我随处打转”(叶振棠《浮生六劫》歌词)。人无法自外于历史,面对历史巨浪,惟有理解,与浪波共舞,修练面对历史的心魂。

《基地》起落的镜鉴

《基地》是被誉为世界三大科幻小说家艾西莫夫的经典名著,堪称艾西莫夫笔下最具历史意识的科幻小说。具有“后见之明”的我们,就知道《基地》脱胎自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艾西莫夫本人自言小说的灵感是“把它(《罗马帝国衰亡史》)改头换面”。小说里,数学教授谢顿发明出“心理史学”的计量模型,预测已有1万2000年历史的银河帝国必将崩溃,认为整个银河都将经历3万年的悲惨无序状态。银河帝国也就是罗马帝国。

然而,历史若然命定,那就没有故事可说,也写不出长达七册的长篇小说了。面对历史将抵达的未来,谢顿构想出气势恢宏的“基地计划”,穷后半生精力,设立两个在银河帝国边缘的科学据点:第一基地(简称“基地”,由自然科学家组成)与第二基地(隐身在银河舞台幕后,由心灵科学家与心理史学家组成),力图将3万年的动荡岁月缩减为1000年。谢顿及伙伴也就是“最后的罗马人”(Last of the Romans),像查士丁尼大帝与贝利萨留一样,中兴帝国,小说里的“基地”也就是东方的君士坦丁堡。

从《基地》里可见两种面对历史危机的应对之法,一是建立社群,或许无法改变宏大的世界,但人可以改变自己所处的社群,在乱流里本自具足;进一步则是作为复兴的种子,扩及整个社会,也可以“去中心化”地说,若大家觉察到危机,每个人都在所属社群谋求应变之道,这些社群相加,也就是整个天下,每个社群的改变,能带动整个社会的改变。

其次,则是怀抱对社会的爱与诚。在《基地》里有场著名对话,负责审查谢顿的官员认为他“骚扰了京畿的安宁”,质问他:“生活在银河各地的千兆子民,没有任何人能再活上100年。我们为何要关心三个世纪以后的事?”谢顿顿了顿首说:“我自己还剩不到五年的寿命,可是,我对未来关心至极。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也可以说我个人认同‘人类’这个神秘而抽象的概念。”以他无畏的道德精神与人格魅力,感染2万多名学者,自愿流放到银河帝国的边缘。

善败者不亡

危机自古无处不在,如何应对危机是每个文明的必经之路,我想起中国的《汉书》尝言:“善败者不亡”。这句话从现代来看,似乎有点古怪,败与亡在现代汉语经常混合起来,组成“败亡”,失败之日,就离赶下历史舞台的日子近了,屡败之余怎么不灭亡呢?难道是曾国藩上呈朝廷“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的文字游戏?

但在古典汉语里,语言是单音节的,“败”与“亡”是不同概念。“善败者不亡”,是指在失败之余能重整旗鼓,虽有损失,但根底还在,组织的核心元气犹存,每次失败都能汲取教训,东山再起。《汉书》所举例子,即是春秋晚期,楚国为吴国奇袭,首都郢被破,昭王出奔在外,但得到父老民心的支持,还有楚国忠臣申包胥感动了秦国发兵支援,最终成功复国。

《汉书》所说的“善败者不亡”,就在于是否得民心。民心在,则虽然有挫折仍能克定,内有父老支持,外有忠臣死战,事犹可为。

人心向背,从来是社会面对危机的关键因素。东亚现代化的先声明治维新,在象征明治维新开始的《五条御誓文》的第三条就说:“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人心不倦,是所有改革的先决条件。

肩负命运的历史心魂

谈了许多面对历史危机之道,那什么是历史,历史对一般人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像德国诠释学家伽达玛尔所说:“人永远活在历史之中,而不能站到历史之外,吾人当下所使用的观念、语言、所承受的制度风尚,莫不是传统的传承的结果”(关子尹译),人无法摆脱历史以面对自己所处的境地。

专攻马克思主义的波兰政治思想史家科拉科夫斯基就说:“我们学习历史,不是要知道如何行事或如何成功,而是要知道我们是谁。”

历史是时间的产物,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就认为,历史的原始意义就是人存活当中,心智活动向时间维度的开展。这种心智活动有“非真实”与“真实”两种,前者使人“自我迷失”,后者则能“自我掌握”。

“活在真实中”却是痛苦的,要打破种种习惯的舒适,抛掷到未知的恐惧里,海德格也说要打破“自我迷失”的困局,则人们必须以忧惧之心,把自己从安逸里抽离,置于“不自在”当中。

“不自在”是理解历史的起点,达到“了解之同情”,才能了解我们的历史处境。面对历史洪流,狂喜与极悲都是不解的表现,通过极端的情绪麻醉自我罢了。作家梁文道就曾引述业师关子尹的观察,很欣赏德国学者佩里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笑与哭》,认为笑与哭这两种极端情绪表达形式,其实都是人类理性无能的反映。遇上不可解的荒诞,我们哈哈大笑;遇上避不了的痛楚,我们嚎啕大哭。可是哭笑毕竟不是常态,真正在人我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其实是微笑。

基于佩里斯纳的论点,在笑与哭之外,梁文道认为“学习哲学,如果学到一个了知其局限的境界,知道命运的不可抗拒与理智的无能为力,我们或就能测量其间的鸿沟,越出情理之上。虽在人世,又与世间一切相隔,从容而有进退余裕,这是不是佛像脸上的微笑的意义呢?”

面对哲学的困惑,微笑是通悟的果;但面对历史的悲剧、浩瀚的历史感,即便理解,也不容易生出微笑,或许更多的是苦笑。要掌握自己的历史,肩起历史的重担,哲学家劳思光(也是关子尹的老师、梁文道的师公)在《历史之惩罚》尝言:“人类欲改变其已有之遭遇,或创造某种较合理想之未来,亦必须寄望于一串活动之累积,而不可幻想某种恰如人意的外在改变。”

这或许就是史学家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与经验历史的人同行,与他们同苦、同忧与同喜,负起历史的重担,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锤炼出肩负时代命运的历史心魂。

作者是旅居德国香港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