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该保留吗？从文化的视角，我会第一个认同方言和华文华语是相辅相成的。方言里头，承载了很多传统的，以及本土的元素，若要保留本土华族文化，扎实的方言功力是能起到正面作用的。
两个星期前的傍晚，一个人在义顺地铁站旁的咖啡店吃饭，耳边突然传来一首广东小调《禅院钟声》，周围本来就嘈杂，所以歌的音量放得很大。回头一看，原来是一桌上了年纪的街坊老友记，在边喝酒边谈天说地，音乐纯粹是助兴，大概也有怀旧、忆当年的调调。
我不是广东人，但这首歌的悲凉，以及越唱越快的旋律印记，自小就存储在脑子里。原本也不知唱些什么，是后来几次朋友在K房点选时，我留意了歌词，才明白内容是一个旧时书生，因为爱人变心负约，万念俱灰下遁入空门，但终究还是剪不断情丝绵绵，一到夜半总要“叹孤影、泪盈盈”。
《禅院钟声》后，不同年代的广东歌曲一首接一首……奇特的是，周围的食客似乎都不以为意。我呢，吃完了没马上离开，而是喝着已变冷的茶，继续刷着手机，但主要还是想多听几首久违的经典。
刚好那之前的几天，在早报言论版上读了学人郭振羽教授的《新加坡华族方言路在何方？》上下鸿文，不免也思绪万千。先是惋惜这些方言好歌终将知音寥寥，唱者听者和懂得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减少，然后很自然地，也想到了本地这一切方言人事物何去何从的问题。
郭教授以知情者身份，讲述新加坡方言政策40多年来甚至更久远的前世今生，也点出当前方言日益萎缩的窘境。他认为今时新加坡已换了时代也换了三位总理，一些政策可以重新审视和检讨，包括“方言禁令可考虑开放，由民间自主自导，成效自负”。
该抢救方言，还是夯实华语文根基？
这一松绑主张引起不少读者共鸣，我一方面乐见其成，尤其从情感出发。但也知道现实中存在许多局限、难处甚至“不可为”；硬推的话，甚至可能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当然我也可能是错的，就当抛砖引玉，集思广益吧。
方言逐渐退场，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一些有心人还在推动。郭教授文中提及早报报道，指近年开始看到有千禧和Z世代对方言产生兴趣。他主要读到的，相信是6月间《早报星期天》一篇题为《学生自发学方言 还参与推广 有影无？》的专题报道。里头有个个案，说的是莱佛士书院的一群学生，担心方言会消失，三年前开始成立兴趣小组，在校园里身体力行推广方言学习。要知道，莱佛士书院，可是标准的红毛学校啊！专题里还提到，原来国大几年前，也有人要求开方言会话班，结果还真有学生基于各种原因报名。编辑同事因此破例下了一个福建话标题“有影无？”（真的还是假的？），用以表达惊喜和不可思议。确实，这些“抢救方言大兵”很可爱，是该给个大大的赞。但真的很稀有，让人啧啧称奇，也因此有了大篇幅报道。
我记得几个中生代编辑因为好玩，更为了凸显主题，还想着怎样在版面和封面索引的话语泡泡中，放进不同籍贯的方言，后来发现还挺烧脑的，像潮州话gagi-nang（自己人）的ga , 念得出却不晓得怎么写，海南话的bongkang，是戏谑话、骂人的话还是粗话，讨论大半天都还搞不懂。广东话“唔係讲笑”（不是讲笑）后面该加个什么语助词，也没什么把握，最后靠近午夜了，还得打求救电话，请教外面的方言达人。下班前，还彼此开玩笑，说明天如果有读者打来，你接听哦，我可不接。
可见，别说孩童和青少年，中生代中，很多人的方言也已捉襟见肘。像报道中提到的学生，是特例中的特例，并不代表一个趋势。
人脑不是CPU，不必在语言之间取舍
这里头有几个主要问题，是我们终究绕不开得思考的。一是方言在我们的社会，还有生命力，或者功利地说，还有传承的价值吗？第二，如果没落了，靠几个学生、几家会馆以及散落在各个角落的个别人士的努力，能起死回生吗？最后，我们作为个人，又能怎么办，该如何自求多福？
在我的生活周遭，我的接触，很直观和切身的感受是方言在没落，而且比华文华语还快。上了年纪的人，以及一定比率的中年人，这部分是去不掉的，但在新生代中，会说方言的已是稀有品种。当然，方言不会彻彻底底消失，但要恢复往日光景，应该是没多少现实条件了。
方言该保留吗？从文化的视角，我会第一个认同方言和华文华语是相辅相成的。方言里头，承载很多传统的，以及本土的元素，若要保留本土华族文化，扎实的方言功力是能起到正面作用的。在语言学习上，我也不同意过去的主流CPU论述，即人的头脑就如同一个中央处理器，装得下多少方言，就得牺牲掉多少的华语和英语，逼得每个人都得做出取舍。
但是，社会资源终究有限，而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华语文是替代各籍贯的方言，但这个北方话——我们后天选择的“母语”本身，也承受着更强势英语文的挤出效应，被边缘化的危险是真实的。所以要取得某种平衡，不要让社会最后走向单语化，集中力量夯实好华文华语根基，还是第一位的。倘若整个族群努力的方向，太多往方言倾斜，最终是与华语文共荣，还是得不偿失？坦白说我没有答案，有的是些许不好的预感。
过去华社的构成，主要是六大方言群，当年登高一呼推广华语，团结是一个坚实的理由；在今日语境下，这个守护母语的理由尤其迫切。另外是方言群中，现在除了“六大” ，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更为碎片化，试想若都要推广，肯定力量会分散，资源会被摊薄。
还能跟谁说方言呢？
郭教授文章中，引述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中，一段认定方言已是明日黄花的谈话：“……从多方言改成说华语的环境。新加坡讲华语的风气已经不能逆转，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如果还有人要保留方言，那就请便吧，单靠方言是走不远的，因为整个社群已经说华语了，还能跟谁说方言呢？”
这本书的编务，我当年也有幸参与。如今重温，字句依旧铿锵，但已不能说全对。像“整个社群已经说华语了，还能跟谁说方言” 就一语中的，方言的使用场景确实少了很多，我就经常几天、甚至几周下来都没能用上一句。但关于“讲华语的风气已经不能逆转”？我不认为已是板上钉钉。
40多年前讲华语运动的启动，是政策制定者的意志，然后由上而下全面贯彻；如今母语的守护者可说别无选择，只能接过棒子，直面更艰巨的挑战，而且提倡多讲还不够，还必须在华文的使用和水平的提升上使力。众人迎难而上，或许还能峰回路转；躺平的话，就只有往下滑坡一条路。
当然，以上种种，审视的是社会总体，鼓励民间推广方言，还不如全力推广华文。但就个人或个别的家庭，力所能及，特别是华文已没问题了，愿意把自己的方言也学好或传承下去，肯定是好事。其实，一个人多学会几种语文，锦上添花并非不可能，像刚夺得奥运铜牌的17岁小伙儿墨士廉，尽管书是在家里读的，也还是能把五六种语言都学好说好。尤其是在成长期中，前面已说了，语言的吸收无所谓CPU限制，也非零和游戏，更何况华族方言和华语文，脉络基本相通，多学几种，“边际”困难度肯定是递减的。
我们的建国和立国一代，很多人没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甚至是失学的，但多语多方言者比比皆是。今天的学子，条件好很多，却别说第三种语文，好一些连自己母语都已经很挣扎。学校为何教不出多语的孩子，这是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或许学语言正如“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理论：靠在课堂上“教”和考试不一定最有效，还得生活中有浸濡，有运用各种自然语言的机会才能“习得”，而华语和华族方言的这个条件已今非昔比。除了跨代，我们还可以横向比较，是的，我说的就是长堤彼岸的朋友。 他们懂双语、三语的极其普遍，若算进方言可能还不止这个数，用时可以轻松切换，和什么人交流都通畅无阻。
梁家班会是最后的方言电影人吗？
人比人不一定气死人，但总有大大小小缺憾。其中一个，是我总认为的多语意味着多文化、多视角以及更多的生命情趣和维度，但很多新加坡人在这方面已明显输了一截，而且应该还不自知。英文有一句话：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些什么（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同理，不懂方言的人，往往也不会感知到自己损失了什么。还好，莱院的那群学生，起码会因为不能和祖父母很好地沟通而难以释怀，进而坐言起行，决心要把自家的方言学好。
又如，人与人交流，通过方言，经常会有很不一样的共鸣，或心意上的即时连接。这是我在香港讲广东话，或者在厦门、台南讲福建话都有过的体验。这种以共同的乡音拉近距离，和彼此使用华语或普通话，还是有差别的。
再有如审美情趣。一首《禅院钟声》，可以让我停驻闹市，皆因旋律的幽怨和文字的凄美。“情根爱根恨根怨根，春花怕赋咏；情丝爱丝愁丝怨丝，秋月怕留情……”根本就是诗笔所作，再麻木者，只要听得懂粤语，都能轻易产生共情。
其实也不必诗情画意。像不久前看了《钱不够用3》，情节和人物有点荒谬、拍摄技巧略显粗糙，还一直被置入式行销干扰。但它草根、亲切的方言压过了这一切，在嬉笑怒骂中，有一种和故人偶遇的快意。大概梁家班是我们的最后一批方言电影人了。你想，大家用华语点盘杂菜饭，都“这个那个”了，以后谁还有本事，用方言把电影拍出来呢？
方言“失语”，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层面，都是可惜的。但社会不应太纠结，重要的还是守护好华文的基本盘，尤其是别让小朋友对华文心生厌恶，或者多是“半桶水”。
至于个人，多几种语言傍身，包括方言，都会是添加分。墨士廉能说华英双语，以及印尼语（和马来语有六七成的重叠吧）、德语、法语、克罗地亚语，哪怕程度不一，我觉得已是人生赢家，不管他将来能否追逐得到曾经错过的金牌。
六种语文太难的话，向我们莱院的“方言帮”同学看齐也不错。双语加一个方言，肯定已是“冇得顶”“无马走”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