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灯火辉煌的北京朝阳区向东北方向行驶十几公里,便来到东五环外的皮村。这片不起眼的土地有一个名称: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顾名思义,这里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而是两者交融之处。

皮村的居民并非真正的村民,而是来北京务工的外地人。当年轻的北漂在像鸽子笼般的出租屋里挤来挤去,较年长和较为低端的劳动力则聚集于此。他们正如新加坡的外籍客工,虽然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却始终游离在社会的边缘。

今年4月,我和北京大学爱心社的成员来到皮村,为流动儿童举办口腔健康知识游园会。平静的村子里,同心实验学校这所为打工子弟提供教育的学校,以及附近地方充满生机。

打工一族的孩子随父母来到北京,却无法落户。为了继续上学,他们只能进入由公益组织“工友之家”开办的学校。由于无法办理学籍,部分孩子早早辍学,踏入打工行列。

工友之家于2016年被迫搬迁,去年5月,皮村的打工文化博物馆也被拆除。像这样的民间劳工组织在中国难逃此命运,即便有媒体报道和舆论关注,最终仍未能幸免。

在新加坡,客工待遇也有改进空间。不同的是,新加坡的民间力量较为活跃。非政府组织如客工亦重(TWC2)和康侍(HealthServe)等,为客工提供不少维权渠道,并与政府部门展开合作。

然而,这些建筑、海事和加工业的客工依然面临诸多工作限制和风险,例如更换雇主须要先返回本国,患病时可能被暂停工作,甚至因担心后果而不敢申诉劳资纠纷。虽然更多机构伸出援手,但治标不治本,政府对违规雇主的监管仍须加强,以切实保障客工的权益。

皮村里还有一个由打工者自发组织的文学小组,几年前广为人知的《我是范雨素》,正是由一名在北京做育儿嫂的范雨素所创作。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文艺组织——外籍劳工作家协会。我曾狭隘地认为,工人与艺术之间存在天然的距离,前者为生计奔波,后者则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

但当我偶然翻阅了客工创作的诗歌时,才意识到其中的力量。有些人从小热爱文学,有些则到新加坡之后,开始用文字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一名客工诗人写道:“在家乡,人们卖掉稻田,换来教育,却找不到工作;在这里,我们出卖劳力,只为买回家乡的稻田。”这些诗句并不是为了赢得大众的关注,而是底层群体发出的无声呐喊,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离开皮村时已是傍晚,街上熙熙攘攘,全是下班的工人。我买了些水果,惊讶地发现这里的物价竟与城区无异。心中不禁感叹:无论在北京还是新加坡,客工都以汗水换取微薄的薪资,艰难地应对日益增长的生活费。为填饱肚子而四处奔波,却在诗词和艺术中寻找慰藉,寄托乡愁。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新加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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