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因涉嫌收贿而遭起诉，随着台湾媒体与政论节目近乎全天候、无死角的追踪报道，让延宕数月的“案情”不仅没有歹戏拖棚，反而随着最新进展，再掀另一波舆论高潮。
数日前，台北地检署公布侦查内容及相关证据。在起诉资料中写道，检方在柯文哲硬碟中搜查时发现，有一个文件档名为“朕.doc”，内容写着“朕是雍正帝，但绝不会让你成为年羹尧”；另一个文件档“上谕.doc”，打开后则看见“1.朕不是明朝万历皇帝。”此外，起诉资料还提及，柯文哲听闻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在公开节目谈话后，曾传讯告诉她：“今天看你上节目，但臣议其君，死罪”等内容。起诉资料披露得如此巨细靡遗实属罕见，而当事者自比帝王的言行，又再引起舆论哗然。
追溯他的帝王情结，显然来自于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心理生成。柯文哲出身医师专业，长期身处决策权力核心，培养某种“掌控一切”的自信。然而，这种专业威权一旦转化为政治野心，就演变为不加掩饰的权力迷恋。这种权力迷恋并非出于理性思考，而是源于对控制的心理需求和深刻的不安全感。
雍正是否勤政以致积劳成疾，史学界至今仍有争论，但改编自二月河小说的历史剧影响太巨大，甚至可谓颠覆昔日香港影视剧里那个篡改遗诏、动辄出动“血滴子”铲除异己的暴君形象。在当下语境里，雍正俨然就以专制独断与高效治理闻名，他的形象契合柯文哲自视为“事必躬亲”与“高效掌控”的理想化角色。
脸谱化模仿内化为治理风格
柯文哲对这一脸谱化的模仿，并未止于表象，而是透过言辞与行动进一步内化为治理风格。他须要在心理层面打造一个不受挑战的权力高地，甚至在文字游戏中，设计出“朕”与“臣”的二元权力关系，以此自我肯定。一句“朕不是明朝万历皇帝”，试图用自比勤政睿智的皇帝，来否定自己怠政或失能的可能性。这种“否定性”的自述，表现出他对批评声音的防御性回应，并透露出强烈的权威投射心理。
同时，“年羹尧”这一句直接投射出他对“臣子”的双重期待：既希望下属忠诚高效，又对他们的权力增长保持高度戒备，以致让他将党内同志比喻为“臣”之际，还能用“死罪”威吓异议者。这在表面上看是一种幽默，但更像是警告。如此的语言模式，反映出他对团队内部秩序的高压要求，以及实际操控上下关系的惯用手段。然而，这些行为不仅充满矛盾，也在本质上与民主价值相悖，将治理视为个人意志的延伸，把平等协商关系重塑为一种自上而下、须绝对服从的权力模式。
最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柯文哲的领导风格逐渐显现出独裁倾向，但他仍然获得大量选民支持。为何台湾社会在经历数十年的民主发展后，依然能容忍一种明显不符合民主精神的政治人物？
这或许揭示当代台湾政治文化的某些脆弱面向——一方面，蓝绿对立多年，传统政党导致的内耗，使选民对体制内精英逐渐失去信任，于是将希望寄托于“素人政治”，试图透过“第三势力”打破政治僵局。
然而，柯文哲的“素人形象”只是对这种需求的投机利用。他将“直白”和“不加掩饰”的风格转化为政治魅力，借此吸引大批对现状不满的选民，却在政策执行中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他的语言风格偏向戏谑，行动却充满独裁意味。这种双重性格正好迎合一部分选民的矛盾心理：既希望领袖接地气，又期盼他具备“解决问题”的高效特质。
颠覆传统政治还是“复辟”专制模式？
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对强人政治的暧昧态度，也为柯文哲提供舞台。在面对内外困局时，台湾民众仍心怀某种“救世主情结”，部分选民希望出现一位强而有力的领袖，以雷霆手段突破蓝绿对峙与经济停滞。柯文哲的“帝王梦”正是对这种文化漏洞的利用。他以一种“反传统”姿态吸引大众，却在行动中强化专制思想，让人不禁怀疑：这究竟是对传统政治的颠覆，还是对专制模式的“复辟”？
柯文哲的“帝王梦”不是一场荒诞的个人演出，而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投射与权力渴望的产物，它植根于他对权力结构的独特理解。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选民对他的宽容与接受，揭示社会对“救世主”幻想的深层依赖；这种对强人的渴望与矛盾，也暴露集体心理上的短视与妥协。
在选民眼中，他或许是可信任的“异类”或“清流”，但这种心态无异于为具专制倾向的政客提供土壤——“帝王脸谱”取代“医师专业”，甚至更进一步让个人魅力凌驾于制度设计。民主政治在此时，便沦为一场荒诞的权力游戏，民众党当下联手国民党，在立法院屡屡“夹杀”政府的种种政策，就证明这种情况。
这场柯氏“帝王梦”终究沦为南柯一梦，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挫败，更是台湾民主政治的警钟。柯文哲今日的下场提醒我们：民主政治不是一场靠口号和个人魅力取胜的比赛，而是须要理性与价值坚持的长期过程。在他所代表的第三势力步入“后柯文哲”阶段之际，或许正是台湾民众反思整个政治文化的契机。否则，仅以轻松心态跟着媒体名嘴看待他的种种荒诞行径，只是在放任另一个专制思想幽灵的借尸还魂。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