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加坡将迈入建国60年，60年等于一个甲子；这不仅是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一个反思与展望的时刻。
因着先天的多族群社会构成，多语多文化是新加坡社会环境的优势资产。因此，双重或多重语言认同是必然存在的现象，国人势必在不同的社会互动场域接触、碰撞、共生、会聚中形成多重语言身份认同，或不自觉，或自觉。诚如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所言：“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体。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作为一个以“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的年轻移民国家，新加坡人的语言底座与众不同，也就是语言与文化资源丰富多元的社会环境。
笔者认为，新加坡双语能力的发展可总结为两个阶段：一是“异中求同”阶段，二是“同中存异”阶段。早期，因着先天的多族群移民结构，各族人民都局限于本族的小社群语言文化里。立国之初，发展各族群之间的社会共通语与经济语言自然是当务之急。来自殖民地背景，具有强大经济价值，但角色相对中立的英语因此脱颖而出，担任起任重道远的双重角色。各族母语则肩负起维系族群内部沟通语与传承文化的责任。50余年后，“英语优先、母语辅之”的双语政策成功实施，成绩斐然。如今，新加坡的双语人口高达74.3%（202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从普及性来看，绝大多数国人掌握不同程度的双语。此外，国立教育学院多个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国人，包括小学生的调查都显示，国人认同母语的重要性，也对掌握好双语持有积极态度。
双语教育实施多年以后，年轻人的英语明显优于母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能力背后的心态则更备受关注。简言之，新加坡人的语言身份认同是什么？单语？双语？
调查研究证明，英语不再只是停留于“沟通与发展”的工具价值，而跃升为年轻人的思考语言，更具备情感价值（Tan Yingying, 2014年）。有学者也开始讨论英语是否应该被视为新加坡人的新母语（刘宏，2021年）。与此同时，笔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濒危六级指标，从语言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识别语言濒危情形初步推断，新加坡的华语介于4级：不安全（在所有语用场所部分小孩使用该语言，或在某些特定语用场所所有小孩都在使用该语言）与3级：濒危明显（该语言的大多数使用者为父辈或以上人员）之间。同样的，从语言的语用场所和语用功能角度识别语言濒危情形，新加坡的华语目前也介于4级：语言均势（在大多数社会场所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这些语言具备大多数语用功能，母语在公共场所很少使用）以及3级：语用场所萎缩（母语具备许多语用功能，主要在家庭场所使用，但官方语言开始向家庭场所渗透）之间。从单语角度视之，这些确实都是警钟。
笔者从观察得知，新加坡在讨论语言问题时存在一个盲点：在单语单文化的一元固化概念下，华语和英语被视为两种独立的存在，一个是井水，另一个是河水，井水永远不犯河水。然而，这种观念或许适用于单语单文化的民族国家，但却不一定适合像新加坡这样多元种族、多语多文化的移民社会。在这个族群平等、人口高度密集、沟通紧密的社会里，各族语言逐渐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本土语言现象：“新加坡英语”和“新加坡华语”。前者是世界英语的变体，后者则是大华语的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如泾河与渭河的交融，最初各有清浊之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无法泾渭分明。不管是新式英语还是新式华语，都富有本土色彩，各自承载新加坡人的文化与情感认同。
根据社会语言学者穆夫温（Mufwene，2002年，2017年）的语言生态模型理论，语言的演变是通过复杂的选择机制实现的。在一个社区中，不同的语言元素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受到生态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决定哪些语言元素占据主导地位。语言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并没有中央权力控制其发展，而是通过使用者、语言变体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塑造而成。个人的语言态度与习惯，主要受到三方面推力的影响：国家语言政策、社会用语环境，以及家庭背景、社交圈与日常活动。这些推力共同作用于语言输入，塑造个人的语言资源，最终反映在语言输出中。这一理论清晰地揭示语言演变的动态性，以及与社会文化生态的深刻关联，为理解新加坡语言变迁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多语多文化是本地语言生态
也就是说，多语多文化是新加坡语言生态的本质特色，变化仅在于语言之间竞争的结果。如果继续纠结于单一的语言身份认同，显然是不现实的。新加坡2020年的人口普查首次突破单语概念，调查家庭中的第二常用语言。数据显示，华语是56.1%华人家庭的次用语，占比相当可观。这一发现标志着新加坡社会语言应用进入“同中存异”的第二阶段，开启崭新的语言应用模式。简言之，除非在正式、严肃的语用场合，本地日常语言已不再是单语状态。语码夹杂也不再是语言能力不足的表现，而是一种与身份认同相关的博语策略（Polylanguaging）。一项针对本地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即便是双语能力相对平衡，华语能力较高的准教师，在日常对话中纯用华语的句子也只有30.37%（冯毓涵、胡月宝，2024年）。这种现象并非华语能力下降，而是本地年轻人灵活利用多语言资源的体现，是多语社会环境下的自然策略。
此外，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一项研究还提出令人振奋的发现：影响幼儿语言学习的关键因素是活动性质，而非语言本身。孩子在参与游戏、听故事或阅读等活动时，会更主动学习语言，无论这些活动使用的是英语还是华语（李莉、张晓忆、郑迎江，2024年）。这些结果表明，新加坡的语言生态不仅需要政策引导，更需要从家庭、教育和社会层面推动语言使用的积极环境，为下一代构建更具平衡性和多样性的语言资源。
新局面、新契机、新挑战。未来新加坡人的语言应用，肯定不会只是单语，语言文化身份认同也必定是双语，而非单语；新加坡双语身份认同的理想模式，便是“族群语言（母语）+英文（包括口语意义上的新加坡英语）”的双语言认同。这一点共识是必要，也是重要的。
社会语言如何“同”中存“异”？
接下来，新加坡社会语言如何能“同”中存“异”？本地双语研究学者孙鹤博士倡导“和谐双语发展模式”，让儿童在涉及幼儿及家庭的语言接触情境中体验到的幸福感（DeHouwer, 2015年）。要能落实，年轻家长必须改变积极态度、消极行为（胡月宝，2015年）的双语态度，通过调整日常行为来平衡潜意识里“尚英抑华”的认知失调。
如何做到？我们首先必须平衡新加坡人的双语双文化身份认同，也就是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文化与族群语言文化双层内核。依据语言文化习得的观点，家庭中使用的母语应该是新加坡人最先习得的、也应该是影响个体时间最长的语言。但是为什么存在母语的维持危机呢？笔者根据对于新加坡部分家长的访谈调查发现：家庭中具有双语教育背景的家长，与子女之间使用英语的频率远高于华语。
究其原因，这种现象正是由于年轻家长的双语身份观念缺失，以至于缺乏保存本族语的认识与自觉。因此，未来的家长教育重点，在于让他们视双语为宝贵的家庭与社会资产，进而培养儿童的双语双文化身份认同。举例来说，一位家长在孩子质疑为何须要学好双语时回应道：“因为你是新加坡人，所以你必须掌握双语。”这样的信念不仅明确语言学习的意义，还为家庭中双语的平衡使用提供动力。
诚如黄循财总理的前瞻性见解：“作为新加坡人，从来都不是减法，而是加法；不是变少，而是变多；不是限制和收缩，而是开放和扩大”（黄循财，2021年）。未来的双语发展方向并不悲观。只要双文化身份认同的地基打稳了，崭新、开放的双语之房就能拭目以待。
作者是本地资深教育研究与教学者
原题为《新加坡双语能力构建之旅》；载于孙莉主编《全国学生中英文互译比赛第50届双语精华特刊》2024年，玲子传媒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