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国家长期被视为亚洲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但随着西方国家因为反移民情绪高涨等原因，相继收紧学生签证条例后，越来越多亚洲学生选择留在区域内求学。长期来看，这一变化或对全球人才分布、东道国的政治影响力与软实力、跨文化融合产生深远影响。
传统上，跨国教育意味着国际生源从东向西流动。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亚洲学生选择留在本区域留学。
新加坡学生柯慧怡（27岁）说：“我对西方文化没什么共鸣，所以决定留在亚洲升学。”
出于对专业实践性的考虑，柯慧怡最终选择到韩国修读传播学。她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父母更多考虑留学距离和费用，他们原本希望我留在新加坡读书，不想让我离家太远，但汉阳大学减免了一半学费，他们就同意了。”
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的新加坡人李诚杰（25岁）告诉《联合早报》：“欧美国家的教育虽然更有创新力，但学生在课业上的投入时间相对较少，更愿意尝试新体验、享受生活。我觉得大学是打好基础的地方，希望能把更多精力放在课业上，所以最终选了中国。”
正在京都立命馆大学读大四的新加坡人奥尔特加（Yvette Ortega，24岁）受访时说：“作为家中独女，父母非常关注留学目的地的治安环境，我也曾考虑到伦敦留学，但后来觉得去日本父母会更安心。此外，这里的学费比较便宜，大学还会提供很多奖学金。”
中日韩接收国际学生增多
据韩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韩国去年接收了18万1842名国际学生，比2022年增长约9%。韩政府计划到2027年接收30万名国际学生，目前正通过增设奖学金、简化签证程序、提高英语授课比率等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和日本接收的国际学生人数也逐年递增。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去年接收11万4112人，同比增加21.86%；截至去年5月，日本录取27万9274人，同比增长20.8%。
英国文化协会驻马来西亚总监吴媛媛告诉《联合早报》，从东方到西方国家的传统留学趋势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她以中国留学生为例说，新加坡、香港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正日益成为中国学生的热门留学目的地。这除了因为亚洲教育质量有所提升之外，也与一些传统的西方留学目的地收紧学生签证条例有关。
亚洲数码营销平台Sinorbis公布《全球学生需求的变化》报告称，随着亚洲各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以及区域合作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亚洲学生选择在邻国求学，而非远赴西方国家。数据显示，在2020年至2023年间，选择到马来西亚留学的中国学生从8876名增加到2万6507名，暴涨两倍。
国际教育市场情报机构Icef Monitor则指出，亚洲学府的竞争优势包括较低的留学费用、较高的文化相通性，以及政策支持等。
《泰晤士高等教育特辑》今年5月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显示，亚洲优质学府从去年的28所增至33所，以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表现尤为突出，进一步提升这些国家在国际教育领域的地位。
来自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毋梅（28岁）6月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她告诉《联合早报》：“我父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很有信心，所以鼓励我到北京读书。求学期间，除了本科升硕士时遇到跨专业挑战外，我在其他方面都适应得很好，也交到了许多当地朋友。”
区域内文化相似度虽高 也存在跨文化融合挑战
虽然在区域内留学，文化相似度较高，但亚洲留学生仍面临着一些跨文化融合挑战。
为了能实现无障碍沟通，柯慧怡赴韩前曾花大量时间学习韩语，但她坦言在首尔读书的六年里，始终没能和韩国同学打成一片，反而与来自中国、马国和泰国的同学成为好友。
“我觉得韩国人有很强的民族荣誉感，所以他们大多都比较排外，不太愿意和外国人玩在一起。记得有一次学校分配小组作业时，韩国同学向教授表示希望自行分组，不想和外国人合作。”
正在清华大学留学的博士生黄秋仪对《联合早报》说：“虽然没遇到什么交流障碍，但新中两国的工作方式很不同，新加坡人喜欢把要求白纸黑字写清楚，中国则有很多不成文规定，往往要在准备落实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东西都做不了。”
奥尔特加说：“我感觉日本人在人际关系上本来就比较淡漠，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须要花更多时间才能与他们拉近距离，最终成为朋友。”
留学生重视教育投资回报率 考虑学费负担能力和就业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学府虽越来越受欢迎，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系国家仍是大多数亚洲学生的留学目的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印度尼西亚学生首选留学澳洲，然后是马来西亚、美国、日本和英国。马国学生对英国、澳洲和美国最感兴趣。
这意味着亚洲国家要与传统的留学目的地竞争，还面临诸多挑战。要如何脱颖而出呢？国际市场研究和咨询机构Bonard的中国高级项目顾问苏苏指出，留学生和家长现在越来越关注教育投资回报率。“家长在选择学校时，会考虑学费负担能力和就业前景，同时也重视当地企业提供的实习机会。”
留学生毕业后，有人选择回国，有些则留在当地发展。因此，生源接收国的就业前景，也可能左右部分学生对留学地点的选择。
韩国虽吸引了大量的留学生，但迄今仍面临“在韩毕业即失业”的困境。韩国《中央日报》3月引述韩国教育发展研究所的数据称，去年从大学或职业学院毕业的2万7321名国际学生中，只有8.2%在韩国找到工作。
柯慧怡原本也想留在韩国积累工作经验，最终却决定回新发展。“韩国的就业前景挺差的，尤其是传媒专业竞争优势并不大，我可能得工作很久才能拿到理想的薪资待遇。”
中国的就业市场也面临着类似挑战。中国国家统计局新发布的7月份失业率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较6月的13.2%明显攀升。
毋梅是少数在华毕业后找到工作的国际学生，目前在一家中企担任销售经理。她说：“我的同乡大部分都没找到工作，即便有机会就业，能应聘的岗位不是翻译就是教育，所以他们大多都离开了。”
对于生源接收国和原籍国来说，留学生都是重要的人才来源。要如何吸引和留住这些人才，联合国前移民问题特别报告员、麦吉尔大学法学院教授克雷波（Francois Crepeau）告诉《联合早报》，生源接收国应为留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定居支持、成家条件，让他们最终能入籍；若他们选择回国，原籍国则应提供具吸引力的就业资源和优惠措施。“这种多样化的选择对国家的发展政策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专家：用移民问题转移国内矛盾 国际生成替罪羊
在反移民情绪席卷欧美多国之际，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频繁使用“优先考虑本国公民”“移民是犯罪的根源”等口号，主张收紧移民政策。专家指出，在这些错误的政治叙述中，国际学生经常最先成为“替罪羊”，让政治人物转移公众对经济衰退、就业不足等结构性问题的不满。
为了回应这些反移民情绪，加拿大宣布实施为期两年的国际学生签证配额，并在年内仅批准约36万份留学许可证，较去年减少35%。
澳洲也采取多重措施，包括提高留学生最低英语水平要求、将毕业生留澳的临时签证年限从五年缩短至两年，以及将国际学生签证费从710澳元（约625新元）调高至1600澳元。
英加澳国际学生签证 首季同比减少两三成
英国则取消留学生携带家属的权利，只有研究生及获得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除外。英国文化协会驻马来西亚总监吴媛媛指出，这项政策对在英攻读本科课程的国际学生影响不大，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学生，因为他们通常不会携带家属。
不过，这些收紧措施的影响已开始显现。据全球教育服务公司IDP Education的数据，在今年第一季，英国、加拿大和澳洲发放的国际学生签证数量已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0%至30%。
澳洲国立大学高等教育政策教授诺顿（Andrew Norton）告诉《联合早报》，国际学生人数容易被控制，所以他们总是成为第一个被削减的对象。此外，大学在政治上影响力较小，或因此成为政治人物的适当打击目标。
诺顿表明，澳洲政府收紧学生签证条例将对本土教育机构造成严重冲击。“留学生是澳洲高等学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去年的总学费收入为171亿澳元。此外，依赖留学生作为员工或客户的本土企业也将受到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里特（Amitendu Palit）受访时指出，西方国家收紧移民政策主要受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包括接收国在为本国公民提供社会保障时面临的财政压力，接纳更多移民将加重这一负担。政治因素包括极右翼反移民政党崛起，这些政党在主流政府中变得更强势。”
麦吉尔大学法学院的克雷波则从历史视角解释当前的反移民叙述，实际上是政治人物受困于约50年前的错误决策。
克雷波说，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高油价，导致油价飙涨三倍，欧美地区出现高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不过，政治人物未能有效应对这场经济危机，所以将问题归咎于外来移民，并以“减少移民”“停止移民”“保护国人就业”等叙述来转移公众的不满，制造了移民流动障碍。
政治人物或用移民议题 迎合短期选举目标
移民人数锐减后，接收国面临劳动短缺问题，因为本国公民不愿接受移民所从事的低薪工作。本土企业为了维持运营，依然需要低廉劳动力，这促使了走私市场的出现，进一步引发非法移民危机。
克雷波说：“移民没有投票权，声音很难被听见，所以政治人物都倾向于利用移民这个‘替罪羊’来迎合短期选举目标。”
可是，收紧移民政策还可能削弱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和软实力，从而影响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加拿大移民研究领域著名学者邓肯（Howard Duncan）在2020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收紧移民政策或导致其他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看法变得负面，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全球软实力。报告强调，移民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们带来了多样化的文化和视角，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美国无党派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于202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澳洲和加拿大等国在收紧移民政策后，曾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和国际影响力减弱的现象。这些国家的软实力也在国际评估中有所下滑，因为移民带来的文化交流和创新能力被削弱了。
帕里特说：“展望未来，或许只有当东道国的政治变得更加理性，移民政策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