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关于罐车运输乱象的报道，这几天在中国舆论掀起轩然大波，有关调查报道的力量和中国调查记者的处境也引发关注。
事缘上周二（7月2日），《新京报》发表了一篇长篇调查报道，揭露一些装液体的罐车在刚卸下煤制油等化工产品后，就装上大豆油等食用液体，为了节省成本，连罐体都不曾清洗的乱象。
有罐车司机透露，卸完煤制油若不清洗罐体，罐内会残留几千克到十几千克不等的煤制油。这些残留的煤制油与食用油相混，很可能悄悄来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被报道点名的涉事企业，包括央企中储粮下属天津分公司、行业龙头汇福粮油。报道曝光的可能只是行业乱象的冰山一角，有罐车司机透露，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新京报》的报道一开始并没有引发太大关注，但这几天，随着更多中国官媒、自媒体跟进，央媒也公开发声狠批，事件彻底引爆舆论。
一时间，人们对“毒奶粉”“地沟油”“苏丹红”等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惧记忆被唤醒。很多网民直呼震惊，过了那么多年，食品安全仍是儿戏；更冲击社会信心的，是这次被曝光的企业中，还有“中”字头的央企。
一名传来相关报道的朋友说，这件事让她细思极恐，原本以为少点外卖、少下馆子、谢绝路边摊就能避开问题油，还是太天真了。
连日来的舆论风暴，在星期二（7月9日）换来官方行动。国务院食安办宣布，组织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管理总局、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食用油罐车运输环节有关问题。
《新京报》的报道出炉后，互联网上也出现许多致敬记者的声音。有人感慨，这篇报道指名道姓曝光央企，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这是需要勇气的。一些网民在相关报道下留言，“已经很久没看到过这样有良心的调查报道了”，“一百个赞歌不如一篇解决问题的报道”，“五个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这些声音是对调查报道所能发挥的力量的肯定，也透出了民间对舆论监督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渴望。
曾几何时，中国媒体是不缺舆论监督能力的，尤其是地方上非主流媒体的调查记者，他们在好些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孙志刚案。2003年，在广州打工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尚未办理暂住证，被警察送至收容救治站，几天后他被救治站工作人员和其他收容人员野蛮殴打致死。
这起悲剧最初就是由当时在业内以调查报道闻名的南方报系《南方都市报》曝光，案件在中国社会引发哗然，后来也推动了中国官方废止实施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过去中国发生的多起重大食品安全案件，包括三鹿奶粉事件、苏丹红红心鸭蛋等，背后也都有调查记者的身影。不过，中国媒体通过深度调查报道发挥监督作用、引导舆论、维护公义的案例这些年来越来越少，调查记者的处境也变得艰难。
中国媒体学者张志安在2017年就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所做的调研显示，2016年至2017年调研期，中国传统媒体的调查记者有130名，与2010年至2011年调研期的306名相比，减少了近六成。调研也发现，调查记者的职业认同感显著下降，43.6%调查记者明确表示五年内不再从事调查报道。
从积极的角度看，深度调查报道的减少，说明需要调查记者去监督、追究的社会黑幕变少了；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整体气氛变严、舆论环境收紧，这些年留给媒体监督的空间越来越小，官方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塑造社会认同等考量，也加强了对敏感问题的言论控制，中国媒体宣传正能量的任务加重，监督的角色则被削减。
《新京报》曝光罐车运输乱象后，网上也浮现一些质疑报道真实性的声音，甚至有人指责记者针对国企，歪曲报道误导舆论，声称要“坐等反转”。
真相到底是什么，还得等官方调查的结果。但实事求是地说，调查记者毕竟不是侦探，在深度调查报道空间越来越小的当下，还有少数中国媒体人坚持做这类报道已是难能可贵，应该得到官方和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宽容。高层一直强调要把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媒体发挥的舆论监督，正是人民监督的重要一环，也只有继续为这样的调查报道保留空间，才会有社会与人民监督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