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关于罐车运输乱象的报道,这几天在中国舆论掀起轩然大波,有关调查报道的力量和中国调查记者的处境也引发关注。

事缘上周二(7月2日),《新京报》发表了一篇长篇调查报道,揭露一些装液体的罐车在刚卸下煤制油等化工产品后,就装上大豆油等食用液体,为了节省成本,连罐体都不曾清洗的乱象。

有罐车司机透露,卸完煤制油若不清洗罐体,罐内会残留几千克到十几千克不等的煤制油。这些残留的煤制油与食用油相混,很可能悄悄来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被报道点名的涉事企业,包括央企中储粮下属天津分公司、行业龙头汇福粮油。报道曝光的可能只是行业乱象的冰山一角,有罐车司机透露,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新京报》的报道一开始并没有引发太大关注,但这几天,随着更多中国官媒、自媒体跟进,央媒也公开发声狠批,事件彻底引爆舆论。

一时间,人们对“毒奶粉”“地沟油”“苏丹红”等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惧记忆被唤醒。很多网民直呼震惊,过了那么多年,食品安全仍是儿戏;更冲击社会信心的,是这次被曝光的企业中,还有“中”字头的央企。

一名传来相关报道的朋友说,这件事让她细思极恐,原本以为少点外卖、少下馆子、谢绝路边摊就能避开问题油,还是太天真了。

连日来的舆论风暴,在星期二(7月9日)换来官方行动。国务院食安办宣布,组织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管理总局、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食用油罐车运输环节有关问题。

《新京报》的报道出炉后,互联网上也出现许多致敬记者的声音。有人感慨,这篇报道指名道姓曝光央企,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这是需要勇气的。一些网民在相关报道下留言,“已经很久没看到过这样有良心的调查报道了”,“一百个赞歌不如一篇解决问题的报道”,“五个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这些声音是对调查报道所能发挥的力量的肯定,也透出了民间对舆论监督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渴望。

曾几何时,中国媒体是不缺舆论监督能力的,尤其是地方上非主流媒体的调查记者,他们在好些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孙志刚案。2003年,在广州打工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尚未办理暂住证,被警察送至收容救治站,几天后他被救治站工作人员和其他收容人员野蛮殴打致死。

这起悲剧最初就是由当时在业内以调查报道闻名的南方报系《南方都市报》曝光,案件在中国社会引发哗然,后来也推动了中国官方废止实施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过去中国发生的多起重大食品安全案件,包括三鹿奶粉事件、苏丹红红心鸭蛋等,背后也都有调查记者的身影。不过,中国媒体通过深度调查报道发挥监督作用、引导舆论、维护公义的案例这些年来越来越少,调查记者的处境也变得艰难。

中国媒体学者张志安在2017年就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所做的调研显示,2016年至2017年调研期,中国传统媒体的调查记者有130名,与2010年至2011年调研期的306名相比,减少了近六成。调研也发现,调查记者的职业认同感显著下降,43.6%调查记者明确表示五年内不再从事调查报道。

从积极的角度看,深度调查报道的减少,说明需要调查记者去监督、追究的社会黑幕变少了;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整体气氛变严、舆论环境收紧,这些年留给媒体监督的空间越来越小,官方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塑造社会认同等考量,也加强了对敏感问题的言论控制,中国媒体宣传正能量的任务加重,监督的角色则被削减。

《新京报》曝光罐车运输乱象后,网上也浮现一些质疑报道真实性的声音,甚至有人指责记者针对国企,歪曲报道误导舆论,声称要“坐等反转”。

真相到底是什么,还得等官方调查的结果。但实事求是地说,调查记者毕竟不是侦探,在深度调查报道空间越来越小的当下,还有少数中国媒体人坚持做这类报道已是难能可贵,应该得到官方和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宽容。高层一直强调要把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媒体发挥的舆论监督,正是人民监督的重要一环,也只有继续为这样的调查报道保留空间,才会有社会与人民监督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