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工程，中共党内还没有任何其他人有这种眼光、魄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习能够在党内立于不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个模式在与国情、世情和时代潮流的契合方面，有一系列问题和难点，解决不好就会阻碍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定于7月15日召开，比正常会期晚了至少八个月。这在改革开放后很少见。具体原因国内外都有不少猜测，本文就已公布的会议主题：“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做些探讨。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执政以来的重头戏。2013年11月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在2018年3月升级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到现在10年零六个月了。其间按平均每月一次算，已经开了126次会议，审议通过上千项改革措施、方案、规划、决定等。可以说改革一直在积极推进。为什么现在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这里有一个基本判断：2013年以来的党建主旨，是修复列宁主义统治模式，即先锋党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对意识形态的依赖。最高领袖在意识形态上的“守正创新”，一直是党适应新形势而不自乱阵脚、保持生命力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创新而不守正，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结果是苏共灭亡）。现在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中国式现代化”有关
。这个词在中共二十大已有所总结概括，现在再次推出，要么是赋予了新的含义，要么是有了更系统的总结升华，形成新理论体系。看来，意识形态是三中全会的一个重点。
再构筑意识形态大厦
意识形态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从十八大之后的“习近平系列讲话”到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十大又进行深化、补充、完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三中全会是它的延续。这是个冗长、不断调整的过程。从最初坚决回归马克思主义正统、树立“理想信念”，到大量引入中华文化传统，试图与马克思主义连襟来切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中国式现代化”以及相关联的“新质生产力”是最新发展。
这背后有宏图大略。经过数十年的“摸着石头过河”，有许多成功经验要总结，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腐败、中央权威衰落、利益集团崛起、党纪涣散、贫富两级分化等等；反腐和党建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国际上，要在“百年大变局”的乱世中，为中国也为人类找到方向感，绘出未来的蓝图，为世界历史做出久违的新贡献。这个雄心并非全无根据——中国的“两大奇迹”：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反看西方：增长缓慢，金融危机不断；社会撕裂，政治极端化，完全没有方向感；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债务问题，种族宗教矛盾，社会病态——毒品、暴力、贫困、饥饿、无家可归等，不断恶化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习近平曰：风景这边独好。
在国内外这种情况下，中国如能及时革除弊病，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在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有力的领导下，做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三统一），朝既定目标不断前进，就是一个巨大优势，能使中国顺利渡过这个乱世，率先登上彼岸，再创民族的辉煌。
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基本假设，是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它由觉悟了的共产主义者组成，他们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纪律性强，道德情操高尚，能为群众做出表率——毛泽东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列宁党不断克服困难，朝既定目标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它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的任务不同，需要有不同的、阶段性的指导思想。于是我们看到列宁的帝国主义和一国
革命的理论、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进入习近平思想的新时期。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是这个模式的特点。
重建列宁主义模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先锋党是最成功的政党形式，尤其在转型社会的动荡时期。中共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在毛泽东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打败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政权，彻底扭转了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局面，改换了民族的精神面貌，成功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邓小平带领全党转入改革开放时期，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邓非常自信：只要有党的领导，一切困难都不用怕，搞市场经济也不用怕资本主义复辟。的确，这股中坚领导力量罕见于他国，而且各个时期都成就辉煌。用一个好党来带好一个国家，这就是列宁主义。
然而，搞市场经济面临的挑战，同武装革命和计划经济时期有本质区别。分散的物质利益对列宁党的侵蚀是全面的：从意识形态信仰到中央的权威，从党员纪律性到模范带头作用，从价值观到权力观，无不变得面目全非，大大背离初心。贪腐达到“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的程度；列宁党的行动优势成了贪腐寻租优势。习近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着手拨乱反正。
首先是用集权和反腐来树立领袖权威和赢得民心；二者的力度在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紧接着是清除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恢复马克思主义信仰——把苏共灭亡和中共的大面积腐败都归咎于信仰的丧失，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然后是大规模纪律、组织和制度建设；最重要的一环，是用“习近平思想”作为重建先锋党统治模式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重新达到“三统一”的最佳状态。
这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工程，中共党内还没有任何其他人有这种眼光、魄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习能够在党内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重建列宁主义统治模式虽然在党内顺理成章，有强大支持力量和合法性，但这个模式在与国情、世情和时代潮流的契合方面，有一系列问题和难点，解决不好就会阻碍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
四大难题能否克服？
从根本上来看，这套政治重建方案同中国市场化经济的走向相左：在主导逻辑上一边是收，一边是放。列宁主义政党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的传统。中共历史上最接近民主集中制理想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当时的愿景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对中共仍有吸引力。但实践证明，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均衡点，民主集中制不可持续。
长期来看，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创新出市场的根据，否则市场经济总是岌岌可危。党的一元化领导既是体制优势，也是它无法真正适应市场化的原因。先锋党的恒势是“极权”（totalitarianism）, 即全面控制和微观统治。市场化改革冲击了这个模式，但一强调党的领导，就会导致极权的回归，比如党组织的“全覆盖”：私企、外企、甚至和尚庙里都要建立党组织，磨灭了市场和社会的主体。
其次是理论上的困难。新科技革命不仅挑战了唯物辩证法，也日益清晰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且不说无产阶级的前途，现在连人类的前景都不确定了：几十年后还有纯生物的人吗？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中产阶级的兴起，都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还有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反面，干部从先进分子堕落为鱼肉百姓的特权阶层，最终被人民唾弃。这不是“理想信念”的缺失能够解释的，而是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必然结果。世界的“百年大变局”并没有一个目标模式，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来填补，恐怕没有多少人能信服，包括多数共产党员。
从现实问题讲，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劳动价值论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没有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它们又都同市场经济的要求冲突，使私企老板和高净值人才感觉不安全，总想移民，无论通过多少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都不管用。闭口不提也只是掩盖而不是解决问题。问题迟早会回来兴风作浪。
第三是创新活力问题，这是新技术革命时代胜出的关键。列宁党模式的运行特点，突出表现在一个“抓”字上。这个字在党内文件、报告、指示、宣传、讲话中比比皆是。市场的横向逻辑很难在“抓”字的垂直势能下面舒展开来；“抓”字当头，就很难给下面留足独立创新和发挥活力的空间。目前看到的官场不敢讲话、怕讲真话，纷纷躺平、不作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大行其道，都与此有关。此外，为了维护最高权威而不许“妄议中央”，反复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这生来就不是一个创新体系，在极端情况下（如文革中）只在顶端有一个脑洞。如何普遍建立创新机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挑战。
第四是腐败问题仍无解。近两年来揭露出来的贪腐案，从数量、级别、金额和性质上，同10年前几乎没有区别，说明自上而下的权力反腐效果不佳。权力和腐败有不解之缘，真正要解决的是权力而不是腐败问题。
在列宁主义的大传统中，有没有解决这些难题的空间？抑或须要范式转移？如果是后者，必须是创新而不是拥抱自由主义，尺度有可能超出当代领导集体的认知范围，但长远来看并非没有希望。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