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认为,年轻部长必须加强与华社的接触,建立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必须多注意华文报,从中听取华社的心声,掌握华社脉搏。他要他们与华文报的高级编辑定期见面,讨论时事课题,了解我们的想法——但必须全程用华语。

今年是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百岁冥诞,各界人士为纪念这位将一生奉献给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唤回对他的记忆,并通过重温他生前的言行和奋斗历程,反思过去,瞻望未来。

李光耀为新加坡立下了不朽功业,在国际上也曾做出重大贡献,在国内外备受尊崇,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他并非完人,不可能没有过失,他的历史功过,史家将来自有定论,但这不是百岁冥诞纪念的重点。综观这些活动,重点多放在他的政治洞见、高瞻远瞩、务实果断、敢于担当等超凡品质,如何对新加坡的生存发展以至国际社会的沟通合作,发挥不可磨灭的影响,以及如何传承并发扬他的政治和精神遗产。

他生前的演讲音频及视频片段、对国人语重心长的反复劝导、铿锵有力的“警世恒言”经典名句……不断在活动会场和网络空间回荡,引起不少反响,让人怀念不已,抚今思昔。

由于曾经和李光耀有过交集,我也受邀参与其中一些活动,包括《联合早报》为纪念他的百岁冥诞而做的播客访谈、在早报为纪念本身百年大庆而做的口述历史中回忆他与早报的互动、在《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这本为纪念他而出版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座谈等。

这些我直接参与的活动,以及我以观众身份出席的其他活动,让我有机会回顾与他的交流,唤回一些记忆片段。这些片鳞半爪的回忆点滴,与这几个月来关于他的铺天盖地的宏观叙事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或许还有一点“拾遗补漏”的价值,可能有助于增加对他的了解。且摘选三两件,与读者分享。

“阿裕尼选民有五年的时间忏悔”背后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今年8月31日出版了总结其政治经历和人生感悟的《凝思集》第三辑,书中提到2011年大选期间,人民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面对工人党的严重挑战,李光耀发出(若行动党败选)“阿裕尼选民有五年的时间忏悔”的警告。他说,李资政的这番言论激怒了阿裕尼原已不满的选民,对选情造成了冲击。他披露,李光耀在竞选期间曾发电邮向他道歉,并说会发表声明,但声明最后没有发出来,他对此感到失望。

杨荣文的这番话,让我想起12年前的一件事。

那年的大选在4月27日提名,5月7日投票,提名之后激烈的选战立刻开打。阿裕尼集选区更是短兵相接,刘程强领导的工人党队伍来势汹汹、攻势凌厉,杨荣文领导的行动党团队虽处于下风,也不甘示弱,大力反击,形势非常紧张,媒体当然也紧跟报道。

大选期间,报馆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高级编辑也无法周休。我只能在5月1日那个星期天下午“偷得浮生半日闲”,抓紧时间跑到不久前刚开放的淡滨尼生态园去健行。正沿着湿地旁的小径前行时,手机响了起来,竟然是李资政通过手下打来的电话。他平日很少打电话给我,在星期天的荒郊野外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错愕不已。电话一接通,他劈头就问:“杨荣文发表了那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报纸没有刊登?”原来是问这个!这样的问题让我更感意外,我定了神,理直气壮回答:“早报有登啊!”“那《海峡时报》呢,为什么没有?”我回应:“我记得他们也有登的。”“是吗?”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显然发觉是自己看漏了,但紧接着又语带微愠地问道:“为什么英文报的年轻记者总是支持反对党?”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不想搭腔,只能静静听他“抱怨”,不久电话就收线了。

当晚我回到报馆,翻阅过去几天的中英文报章,都有报道杨荣文的谈话,5月1日那天的早报还刊登在封面版,而且是两则新闻并排,主文的标题是“杨荣文:选战无关我和刘程强,而是20万居民生活和前途”,副文的标题是“杨荣文:利用阿裕尼作跳板,工人党想倾全力夺权”。相信这就是李资政所指的那篇杨荣文的“重要讲话”。

这么显著的报道,李资政竟然会“视而不见”,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猜想是因为刘程强在提名日出其不意走出后港,破釜沉舟攻打阿裕尼,又祭出一个“皇牌”新人陈硕茂,已经先声夺人,抢到了宣传先机,发挥了轰动性的新闻效应,因此抢占了媒体大量空间。这可能给了李资政先入为主的印象,觉得报章给予工人党太多宣传,冷落了杨荣文,而为他打抱不平。

这也反映了他对行动党势将失去阿裕尼集选区、损失杨荣文等几员大将的局面忧心忡忡。

今天回忆起12年前的这通电话,犹声声在耳,还能感受到李光耀对杨荣文的关心。

陪部长读书

1991年的大选,行动党一口气输掉四个议席,是独立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除了保住当时反对党唯一议席的詹时中之外,另三位首次当选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蒋才正和林孝谆都被认为是较“草根性”的人物,前两者还是南洋大学毕业生。记得当时看到的一项选后分析认为,大选结果反映了华社的不满,因为政府“长时期漠视华社的感受”。

刚在一年前卸下总理职务的李资政因此认为,年轻部长必须加强与华社的接触,建立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必须多注意华文报,从中听取华社的心声,掌握华社脉搏。他要他们与华文报的高级编辑定期见面,讨论时事课题,了解我们的想法——但必须全程用华语。

具体的做法,是由吴作栋总理的政治秘书陈原生安排饭局,每次邀约几位年轻部长和几位华文报高级编辑,到总统府共进午餐,一面吃饭一面用华语交谈。饭局都安排在星期六,李资政和吴总理都会列席,部长则轮流上阵,每次三四位,包括李玉全、杨荣文、李文献、马宝山、林文兴、林勋强等,有一次连胡赐道和简丽中也出席了。

这些部长我们经常接触,全用英语沟通,现在却突然改为“华语对白”,大家都觉得很不自然,感觉很别扭。部长们不习惯用华语讨论时政问题,往往力不从心,无法从容应对,因此常常出现冷场。

我们戏称这是在“陪部长读书”,周末加班,也算是工作的一部分吧?还好只是三几个月一次,到1992年年中就结束了。

“肯定会有人头落地!”

1990年8月,李光耀发表了总理任内最后一次国庆群众大会演讲。在华语演讲部分,他不无感慨地说,假如可以回到1965年、重新来过,他一定会保留华文小学,让华族学生以学习华文为主,英文为第二语文,打好华文基础,同时灌输传统价值。小六后再用一年的时间强化英文,过渡到英文中学。

回头路当然是不可能走了,25年的宝贵光阴已经流失,狂澜再也挽不回,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犹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他不断重提华文水准问题,到了晚年更对年轻一代缺乏中英双语双文化的能力忧心忡忡,不断推动母语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他认为政府过去的双语政策走错了方向,因为错误地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他一再强调每个人只能真正掌握好一种主要语文(master language),对母语程度的要求不可能太高,但却又必须维持起码的水平,因此必须改革教学方式,以富有创意的教学法维持学生对华文的兴趣。

他不断公开重复这类言论,但他的论调并不被一部分学者和华文教育工作者认同。他们认为双语政策的确“走错了方向”,但那个“错误的方向”却和李资政所指的正好相反——不应该一再强调“华文难学”“一般学生无法掌握好中英两种语文”,而不断降低要求,以迎合讲英语学生的心理,只希望他们肯继续学华文。

2009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年轻学者王昌伟,就写了一篇题为《新加坡华文教育失败的症结》的文章,投到早报,毫不含糊地批评李资政对双语政策和华文教学的一些观点,直言不讳。

文中有些话是相当不客气的,例如其中一段就这么写:“李资政经常以他学习华文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两种语言,那我也想谈谈自己学习双语的经历。我的华文程度和李资政的英文程度一样,都达到母语(native language)的水平,但我相信我的英文程度应该比李资政的华文程度高。虽然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的英文还存在瑕疵,但在日常的沟通之外,我还能用英语授课,能用英语发表演讲和与西方学者讨论高深的学问,也能用英文出版学术专著。”

接着,他说“这绝不是因为我比李资政聪明”,而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华校生被残酷的现实所逼,为了在教育体制下生存,不得不学好英文,过程是艰难痛苦的,但现在当学生学华文遇到困难时,政府却一直要为他们“着想”,一再降低要求,而且是一步步退让。

他认为“这正是我们的语文政策的最大错误”。

这可不是一般批评政府政策或施政方式的文章,而是直接批评李资政的,因此交到总编室,要我定夺。

我仔细阅读了两遍,觉得这位年轻人用这种语气批评李资政确是有点唐突,但他的论点扎实,有理有据,思辨缜密,文笔锐利但还不失庄重,也没有诉诸情绪或人身攻击。这么一篇掷地有声的好文章,为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的双语政策讨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视角,有助提高讨论的格局,不刊登实在说不过去。

既然王昌伟都敢写了,早报怎么可以不登呢?于是拍板放行。

不出所料,文章一见报,马上引起热烈的反应,报馆内外议论纷纷:早报怎么敢登这样的文章?更有人断然预言:肯定会有人头落地!那一天,很多人都在为早报和作者捏冷汗。

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批评

基于过往经验,这样的反应并不出奇。

李资政对这篇文章当然不会没有反应。他的确感到很不悦。他向报馆和大学的领导层表达了不悦,而两边的管理层也分别向当事人传达了他的不悦。

但也只是“传达”而已,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几天下来,两边都没有人头落地,颇让那些等着看戏的人失望。不只是几天,接下来的日子当事人都安然无恙,王昌伟日后还步步高升,升任教授,还当了系主任。

可见李光耀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可怕”,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批评的。也许是时代不同了,那个与华文教育势力及华文报关系恶劣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本人也比以前“温和”多了。

更重要的是,也许官方觉得那篇文章是一种“诚实的批评”,因此他的反应也恰如其分,不少也不多。

事隔多年,我和昌伟提起这件事时调侃他:“现在李资政走了,你少了一个批评的对象,会不会感到若有所失?”两人相视淡然一笑。

李光耀离开我们已经八年,感到若有所失的岂止我们。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