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心惠:冗余与韧性

冠病疫情、中美经贸纠纷和俄乌战争之后,许多国家和企业的规划思路与资源部署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加坡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也不例外,在干扰越来越频密的背景下,对于怎么确保经济正常运转、粮食不会中断等情况,也作出了一番思考。

在今年的财政预算声明中,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就谈到建立一个有韧性的新加坡的重要性。他说,建立冗余措施才能更好地缓冲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但“我们得明白建立韧性是有代价的”。

这包括进口商品时重视渠道多元,而不再是只从价格最低的商家进货,因此物价整体变贵了。此外,新加坡必须建立规模更大的物资储备以供不时之需,这些必需品占据更多土地空间,维护成本也会增加。

这些闲置的资源平时毫无用武之地,甚至显得多余浪费,每年还得拨出资源去维持。可一旦发生重大变故,这些闲置的物资储备与产业链冗余措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最紧要的关头提醒我们当初所谓的浪费是有价值的。

在太平之时积攒储备,遇到危机时有抗压缓冲的机制,正是建立韧性的关键所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生活的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

许多年前,世界各个角落由不同文化孕育出来、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汇聚于这片土地上,使得新加坡早期就具备非常丰富的语言与文化成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新加坡的工作语言、广播和告示牌,以及各大景点与博物馆的展板等信息,逐渐变成以英文为主要语言。

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有社会治理、促进各群体沟通的考量,也有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在许多国人多少都懂些英文的今天,如果还要加入只有各别群体才懂的语言,那就需要安排翻译、聘请更多人提供不同语言的服务,以及腾出更多空间,安装更多不同语言的告示。这种重叠看似多余,经济效益不高,但独尊英文的“极简美学”,却恰恰令我们失去了展现与强化文化丰富性的机会。

就如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曾于2019年所言,单一的语言环境会刻意减少、简化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决定减少文化基因,变得趋同划一的那一日,便是新加坡变得非常无趣之时。”我们要简化与方便的是沟通交流,而非历史、语言与文化。

又以儿童图书为例。培养小孩对本地文化的认识、了解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东西,得让他们从小就接触相关内容。然而,本地市场规模小,成本较高、印刷量少,出版商想通过制作本土化的早教内容,回本非常困难。这些读物比其他进口书贵得多,消费者即使感兴趣,看到价格也会思虑再三。在功能相似的情况下,人们干脆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外国读物,“德士”因此变成了“出租车”,“番茄”成了“西红柿”。

英文展板与母语展板,海外图书与本土化图书,功能有高度重叠的东西,个中的细微差别不易察觉,如果无法在一定时期内带来实质的收益与成效,更难以说服人们投入的成本不是浪费。

冗余由始至终只是手段,目的是要去风险和建立韧性,保障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东西。在经济建设上,我们愿意花钱去储备更多资源,应付不可预知的未来。在语言文化上,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是什么?要去的风险是什么?要储备与保障的是什么?只要回望我们的历史与外部环境,不难理出一点眉目。

(作者是早报校园数码统筹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