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削减全球军费?由于军备具有维护自身安全的消极目标,所以单独要求某个国家减少军费既不公平,也不现实。合理的策略是全球尤其是大国之间必须协调,签订条约,以公开、透明、可核查的方式逐步减少军费。其实,这种协调并非不可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便是较成功的案例。

世界局势日益紧张,不少国家在增加军费,又加剧了不安全感及国际局势的紧张,导致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既是负和博弈,也是全球军费的绝对内卷,即全球军费虽然增加,但全球安全感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这不禁让人反思:这些军费值得吗?带着这个问题,我查了全球军费开支情况。2023年,全球军费前20位国家的预算共为1万7822亿美元(约2万3932亿新元)。加上其他国家的军费和各国的隐性军费(如国家安全部门针对外国的支出,都可以视作军费),将2023年全球军费预算总额估计为3万亿美元,或许并不为过。若此,全球人均军费约400美元。

按照投资逻辑,收益必须大于成本。并且,作为一种投资,军费的回报率必须远大于正常的商业投资,才是合理的。因为军费投入是以真实或假想的战争行为来获取收益,等额的军费和商业投资相比,军费既包括商业投资的直接成本(表现为军费),也包括商业投资所没有的间接风险成本(如政治风险、生命风险等),所以实际总成本远大于商业投资。例如,在有限责任制度下,一项100亿美元的商业投资的最大亏损就是100亿美元。但是,如果某国输掉一场直接投入100亿美元的战争,它还可能付出割地、赔款、亡国等间接代价。

由于战争的间接风险成本实在太大,所以完全可以说,以军费为基数,一场综合年收益率(包括短期和长期收益)低于100%的战争都是不划算的。这意味着,3万亿美元军费,一年至少应该获得6万亿美元的营收才是划算且理性的投资(具体估值可以调整)。

由此可以追问:各国及全球军费究竟产出了多少收益?例如,美国2023年的军费预算为8770亿美元,加上隐性军费支出,估计为1万亿美元。它能产出2万亿美元的营收并获利1万亿美元吗?对此,我非常怀疑。

或许有人会为全球庞大的军费支出辩护:军费支出应该考虑两重目标,首先是消极目标,即避免被侵略,维护国家安全;其次是积极目标,即主动对外进行军事行为,包括侵略他国和维护国际秩序。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不武装自己,就有可能被侵略,造成巨大损失,无法实现消极目标。这个辩护针对以前(以二战或1970年代为分界线)的军费支出是合理的,但针对已经进入大变局时代的今天,则过时了。

人类大变局颠覆战争基本逻辑

为什么战争难以消除?因为战争是群体(含国家)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

二战以前,由于土地是财富的最重要来源,所以成为战争最重要争夺目标,许多战争都直接或间接与土地相关,国家间的领土之争、地缘之争都是围绕土地进行。虽然战争的成本和风险巨大,但收益也可能极高,所以人类无法摆脱战争。这就是战争的基本逻辑。这个逻辑决定了强大的军备(表现为高额军费)具有较大合理性。

但是,正在展开的以科技进步为第一推动力的人类大变局,颠覆了这一基本逻辑。

当前大变局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财富生产方式发生巨变:197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全球贸易规则完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财富生产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的重要性(权重)日益增大,而领土、地缘等因素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使人类进入后领土时代甚至后土地时代,呈现出宏观的全球化特征。

后领土时代的到来,使财富生产日益摆脱空间限制而去本地化(虽然它仍要依赖土地,但不再依赖特定领土,也不再依赖特定土地),从而降低财富获取成本。这意味着,人类已获得既能避免战争,又能实现战争目的的技术和商业能力,使战争成为成本巨大但收益严重降低的投资行为。

这就是人类大变局颠覆战争基本逻辑的本质。

由此可以比较,二战以前,受制于技术条件的生产本地化,意味着尽可能占有土地和控制地缘,是实现财富收益最大化的方式。典型例子如19世纪末至二战时期,日本侵略、殖民中国土地,开发资源。但在当代,曾经的世界大战发动国如德国、日本利用全球化(再次)成为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它们会为了获取财富,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同理,在二战前,人们无法想象新加坡、韩国这样资源匮乏的地方,可以像今天这样利用全球化而成为发达国家。由此可以发问:若一个国家能通过发展经济和贸易发达,过上好日子,它还有侵略的必要吗?这不意味着战争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了吗?同理,我们更难想象,中国北方民族还会再次像古代那样,为了生存而南下抢掠、侵略。

从大历史尺度看,尽管二战后仍有不少战争与冲突,但实际上,二战后至今乃是人类史上较为和平的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关键原因是:人类形成超越领土与地缘而进行财富生产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不必要的。换言之,以前的人类不可能没有战争,但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人类可能没有战争(这里是指传统热战,不包括贸易战、舆论战等)。

因此可得出一结论:人类大变局严重削弱了战争的工具价值。

当代主流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脱节

既然战争的工具价值已严重削弱,还有必要维持直接服务于现实或潜在战争的庞大军费吗?——显然没有。那么,是什么原因驱使各国仍维持庞大军费?——认知的落后导致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严重脱节。

借用政治学者芬纳(S.E. Finer)所概括的帕雷托的一个观点:“特定的政治行为不取决于一个命题的真假,而是取决于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这个道理近乎适用于一切领域。人们的行为依据不是事实,而是认知。虽然世界在事实上已进入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事实逻辑),但全世界仍固守传统领土观、地缘观和战争观(认知逻辑),这种认知错误(尤其是大国的认知错误)是全球仍维持庞大军费的关键原因。而且,这种认知错误也是俄乌战争、台海危机等的观念基础(“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与俄乌战争的愚蠢——俄乌战争沉思录之五”,《联合早报》2023年6月6日)。

改进策略

一方面,各国增加军费只会陷入“军费增加—不安全感上升—国际局势紧张”的恶性循环,在这意义上,维持庞大军费甚至增加军费算不算人类的愚蠢?另一方面,各国减少军费则一定会实现“军费减少—安全感上升—国际秩序缓和”的良性循环,既能增加全球安全,又能增加人类福利,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因此,各国是否应该通力合作?

如何才能削减全球军费?由于军备具有维护自身安全的消极目标,所以单独要求某个国家减少军费既不公平,也不现实。合理的策略是全球尤其是大国之间必须协调,签订条约,以公开、透明、可核查的方式逐步减少军费。这种协调并非不可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便是较成功的案例。

但是,世界各国能有效合作吗?借助广为流传的爱因斯坦对人类愚蠢的讽刺:“只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而对于宇宙的无限,我还不是很确定。”我不知人类能否克服自己的愚蠢。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