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削减全球军费？由于军备具有维护自身安全的消极目标，所以单独要求某个国家减少军费既不公平，也不现实。合理的策略是全球尤其是大国之间必须协调，签订条约，以公开、透明、可核查的方式逐步减少军费。其实，这种协调并非不可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便是较成功的案例。
世界局势日益紧张，不少国家在增加军费，又加剧了不安全感及国际局势的紧张，导致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既是负和博弈，也是全球军费的绝对内卷，即全球军费虽然增加，但全球安全感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这不禁让人反思：这些军费值得吗？带着这个问题，我查了全球军费开支情况。2023年，全球军费前20位国家的预算共为1万7822亿美元（约2万3932亿新元）。加上其他国家的军费和各国的隐性军费（如国家安全部门针对外国的支出，都可以视作军费），将2023年全球军费预算总额估计为3万亿美元，或许并不为过。若此，全球人均军费约400美元。
按照投资逻辑，收益必须大于成本。并且，作为一种投资，军费的回报率必须远大于正常的商业投资，才是合理的。因为军费投入是以真实或假想的战争行为来获取收益，等额的军费和商业投资相比，军费既包括商业投资的直接成本（表现为军费），也包括商业投资所没有的间接风险成本（如政治风险、生命风险等），所以实际总成本远大于商业投资。例如，在有限责任制度下，一项100亿美元的商业投资的最大亏损就是100亿美元。但是，如果某国输掉一场直接投入100亿美元的战争，它还可能付出割地、赔款、亡国等间接代价。
由于战争的间接风险成本实在太大，所以完全可以说，以军费为基数，一场综合年收益率（包括短期和长期收益）低于100%的战争都是不划算的。这意味着，3万亿美元军费，一年至少应该获得6万亿美元的营收才是划算且理性的投资（具体估值可以调整）。
由此可以追问：各国及全球军费究竟产出了多少收益？例如，美国2023年的军费预算为8770亿美元，加上隐性军费支出，估计为1万亿美元。它能产出2万亿美元的营收并获利1万亿美元吗？对此，我非常怀疑。
或许有人会为全球庞大的军费支出辩护：军费支出应该考虑两重目标，首先是消极目标，即避免被侵略，维护国家安全；其次是积极目标，即主动对外进行军事行为，包括侵略他国和维护国际秩序。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不武装自己，就有可能被侵略，造成巨大损失，无法实现消极目标。这个辩护针对以前（以二战或1970年代为分界线）的军费支出是合理的，但针对已经进入大变局时代的今天，则过时了。
人类大变局颠覆战争基本逻辑
为什么战争难以消除？因为战争是群体（含国家）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
二战以前，由于土地是财富的最重要来源，所以成为战争最重要争夺目标，许多战争都直接或间接与土地相关，国家间的领土之争、地缘之争都是围绕土地进行。虽然战争的成本和风险巨大，但收益也可能极高，所以人类无法摆脱战争。这就是战争的基本逻辑。这个逻辑决定了强大的军备（表现为高额军费）具有较大合理性。
但是，正在展开的以科技进步为第一推动力的人类大变局，颠覆了这一基本逻辑。
当前大变局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财富生产方式发生巨变：197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全球贸易规则完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财富生产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的重要性（权重）日益增大，而领土、地缘等因素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使人类进入后领土时代甚至后土地时代，呈现出宏观的全球化特征。
后领土时代的到来，使财富生产日益摆脱空间限制而去本地化（虽然它仍要依赖土地，但不再依赖特定领土，也不再依赖特定土地），从而降低财富获取成本。这意味着，人类已获得既能避免战争，又能实现战争目的的技术和商业能力，使战争成为成本巨大但收益严重降低的投资行为。
这就是人类大变局颠覆战争基本逻辑的本质。
由此可以比较，二战以前，受制于技术条件的生产本地化，意味着尽可能占有土地和控制地缘，是实现财富收益最大化的方式。典型例子如19世纪末至二战时期，日本侵略、殖民中国土地，开发资源。但在当代，曾经的世界大战发动国如德国、日本利用全球化（再次）成为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它们会为了获取财富，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同理，在二战前，人们无法想象新加坡、韩国这样资源匮乏的地方，可以像今天这样利用全球化而成为发达国家。由此可以发问：若一个国家能通过发展经济和贸易发达，过上好日子，它还有侵略的必要吗？这不意味着战争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了吗？同理，我们更难想象，中国北方民族还会再次像古代那样，为了生存而南下抢掠、侵略。
从大历史尺度看，尽管二战后仍有不少战争与冲突，但实际上，二战后至今乃是人类史上较为和平的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关键原因是：人类形成超越领土与地缘而进行财富生产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不必要的。换言之，以前的人类不可能没有战争，但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人类可能没有战争（这里是指传统热战，不包括贸易战、舆论战等）。
因此可得出一结论：人类大变局严重削弱了战争的工具价值。
当代主流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脱节
既然战争的工具价值已严重削弱，还有必要维持直接服务于现实或潜在战争的庞大军费吗？——显然没有。那么，是什么原因驱使各国仍维持庞大军费？——认知的落后导致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严重脱节。
借用政治学者芬纳（S.E. Finer）所概括的帕雷托的一个观点：“特定的政治行为不取决于一个命题的真假，而是取决于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这个道理近乎适用于一切领域。人们的行为依据不是事实，而是认知。虽然世界在事实上已进入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事实逻辑），但全世界仍固守传统领土观、地缘观和战争观（认知逻辑），这种认知错误（尤其是大国的认知错误）是全球仍维持庞大军费的关键原因。而且，这种认知错误也是俄乌战争、台海危机等的观念基础（“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与俄乌战争的愚蠢——俄乌战争沉思录之五”，《联合早报》2023年6月6日）。
改进策略
一方面，各国增加军费只会陷入“军费增加—不安全感上升—国际局势紧张”的恶性循环，在这意义上，维持庞大军费甚至增加军费算不算人类的愚蠢？另一方面，各国减少军费则一定会实现“军费减少—安全感上升—国际秩序缓和”的良性循环，既能增加全球安全，又能增加人类福利，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因此，各国是否应该通力合作？
如何才能削减全球军费？由于军备具有维护自身安全的消极目标，所以单独要求某个国家减少军费既不公平，也不现实。合理的策略是全球尤其是大国之间必须协调，签订条约，以公开、透明、可核查的方式逐步减少军费。这种协调并非不可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便是较成功的案例。
但是，世界各国能有效合作吗？借助广为流传的爱因斯坦对人类愚蠢的讽刺：“只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而对于宇宙的无限，我还不是很确定。”我不知人类能否克服自己的愚蠢。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