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策让安居乐业成为可能，自己和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成为可能，克制就会变成人民内心认可的价值，煽动与渲染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大。
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距离武昌起义过了半年，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在上一年的阳历12月，由各省代表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定下当年元旦为中华民国元年。
带着六岁的溥仪而无奈接受命运的隆裕皇太后，对王朝倾覆后最关心的，应该是皇室的待遇。武昌事变后，全国多地爆发革命党和汉人屠杀满人事件，但紫禁城里没有强敌破城，也大致还维持君臣之礼。皇室最在意的是和掌握兵权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商谈后路。
对清室来说，这是一场不得不接受的和平演变，但200多年的朝廷还在，儒家仁义还在，诏书写得审时度势，甚至带点义薄云天。
“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这部分最值得注意：“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可见紫禁城里知道全国屠杀满人的种族报复已经野火燎原。袁世凯等大臣和清室极大可能是凛于血腥蔓延，才“钦此”了王朝的葬礼。
《逊清四诏》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明示五族“完全领土”合为一大中华民国，与南京政府形式上合体。袁世凯政府制定了多项优待皇室和皇族以及满蒙回藏的条款。如果当时的南京政府和地方势力都能接受这一安排，近代中国会提早很多走上真正的共和宪政体制。最重要的是，后来内战和乱政中上亿生灵涂炭都可避免。
被当时外国记者和传教士以及一些革命党人记录下来的这些屠杀满人的见证，受害者总数难以想象。后续的汉人政府都不乐意着墨这段民族大事。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前的太平天国就以仇视满族为目标，所到之处皆屠成血海，直到革命党（包括孙中山）兴起，为达目的更大力渲染种族仇恨，包括报章、书籍等不断重复满人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罪孽，激起汉人的愤慨。
武昌起义成功更直接原因，是上海股市随着国际橡胶价格暴跌引发大股灾，辗转造成全国金融风暴。朝廷上下都缺钱，邮传大臣盛宣怀贸然宣布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再由朝廷拿去借外债，无视各地民众集资兴建的股份权益，爆发保路运动。同盟会和一众地下组织趁机鼓动，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针对，武昌防务瞬间空虚，终于给历史钻了空档。
满清统治长期采取种族歧视政策，后期虽鼓励通婚等，却已无法平息怨愤；到帝国黄昏，满人重臣多平庸无能，更无法顺应时代巨变。这对多种族多文化的现代国家是极其深刻的教训。哪怕外表差异极小，语言文化早已同化，但歧视政策在人心种下的疙瘩极难消除，任何煽动都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何况种族差异巨大的现代国家。
论现代亚洲治理比较成功的国家，新加坡应该无须过谦。外国人看新加坡往往透过有色眼镜，要么好像审视专制独裁，要么似乎钦羡富裕安全。
新加坡成功之道不少，但最可贵之处，应该在于人民之间的相互包容、体谅与克制，特别是在族群、文化和宗教差异等方面。这些特质绝非人类天性，它的形成基础有赖于法律制度和各种政策的相对公正，更立基于相当程度的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首要消除严重的贫富差距，尤其避免歧视性政策导致财富分配的偏差；而用心解决住房、就业、教育、老病这些基本却重要的课题，就比较能获得多数人认可。这些政治基本功莫不与经济环环相扣，也是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笨蛋，问题在经济”口号的依据。大致公正的制度，好处是能使官不与民争利，人民努力的成果不会被不合理地剥夺，族群间的差异心理便不容易形成涟漪效应，进而酝酿不满甚至仇恨。如果同文同种都能酿成革命，更证明族群之间所需要的合理对待，便是国家稳定生存的根本。
当政策让安居乐业成为可能，自己和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成为可能，克制就会变成人民内心认可的价值，煽动与渲染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大。换言之，法制和物质基础能让良好的价值内化，这是暴力革命的防火墙。
不重视经济发展的国家很难稳定，缺乏良好的经济成果，很多政策和价值落实不了。要从耕耘经济成果到建立社会价值，前提是朝野都必须对现代民主政治有共识——任何有意遂行独裁或贪腐的行为，哪怕经济社会条件不错，都将酝酿各种动荡。
政治人物也必须对践行民主时所需要的包容、体谅与克制有默契，新加坡今天的故事才能成立。它是多元族群社会创建其他良好价值的基础，也是排除仇恨思维的底层逻辑，更是一个小国要保持成功的密码。有之未必成功，但无之必不成功。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