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对搞砸双边关系的后果均有警惕。除了中美两国顾忌自己的国际形象，担心被质疑不负责任外，搞砸对解决各自都面临的诸多国内问题并无大益。后者决定了双方会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不得不谨小慎微，“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
新近关于中美关系的前景，悲观预测多于乐观看法。从《联合早报》刊发和转载的两篇大作看，一篇题为《中国最不希望特朗普再次执政》（1月22日言论版），另一篇来自彭博社：《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中国都是输家》（2月13日早报网），所持见解似乎也都显悲观取向。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考虑到这两个大国的经济体量及其对全球发展的影响，中美关系为舆论关注并不奇怪。2016年商人背景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甫一执政，就把中美建交以后虽矛盾不断甚至常有摩擦，但总能从大局出发、保持大体稳定的基本关系，转化成了争斗不休甚至拍桌子瞪眼的态势。双方在经贸关系、科技竞争领域更是走出讨价还价的圈子，演出围堵与反围堵的恶斗。两国间互信与沟通的日益减少，到拜登执政以后也未见好转，故而“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中国都是输家”，倒也不是难于理解。
只是全然把中美关系置于过分悲观的舆论中，并无太多必要。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间的阴晴冷暖，影响的已经不完全是各方自身利益。所以，不仅中美两国，于世界多数国家说来，被迫在两国之间选边站，不是他们的选择；想利用两国的冲突谋取私利的政府，也不占多大比率。就像当年的美苏冷战一样，双方20多年剑拔弩张、拔刀相向的对峙，最终还是由“缓和”政策取代。双方谁都不敢搞砸相互关系的原因，是对搞砸后果的恐惧。这应当算是“无须太悲观”的大气候。
中美之间还有小气候，那就是中美双方都没有把双边关系搞砸的意愿与底气。
一则在于两国本无搞砸的缘由。最容易导致国家间摩擦与冲突的领土争端、历史宿怨、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并不存在于中美之间。正如两度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人物之一的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言：“中美两国没有根本的冲突”。造成两国关系当前宭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对中国发展预判的某种戒备心理使然，诸如“中国威胁论”之类的认知，其实并无多少有分量的实证。
二则在于两国对突破对方恪守的立场与底线未有决心。经由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轮番上阵，中美双方近年来的缠闹打斗，不仅已撕下了原先“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遮羞面纱，而且手中“制裁”对方的牌也没剩下几张。两国几个回合交手下来的结果，是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面对台湾这个中国视之为底线中的底线，都不愿拿“一个中国”玩火；中国领导人也多次表明，中国“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
争吵双方既然都不愿突破对方底线，其他的争执，大概率是能坐下来谈的。
此外，两国对搞砸双边关系的后果均有警惕。除了中美两国顾忌自己的国际形象，担心被质疑不负责任外，搞砸对解决各自都面临的诸多国内问题并无大益。后者决定了双方会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不得不谨小慎微，“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
退一步说，即便双方执意要在搞砸的路上走下去，接踵而来的后果，或许倒会应了那句话：否极泰来。
1969年1月，与战后冷战相伴了半生的美国右翼总统尼克逊，在就职演说中，宣告以谈判代替对抗，以缓和代替冷战的策略。两年之后，把“反对美帝国主义”作为国策的苏共二十四大会议，也有了类似的政策宣示。在其后的日子里，两个超级大国先后签定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苏美防止核战争条约》《限制地下核子试验条约》《关于核爆炸用于和平目的条约》等一系列关乎世界安危的条约。1980年，颇具鹰派色彩的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满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声称要把台湾当成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摆在与中国、日本平等的地位上看待，引起中国官方强烈反对。而就在舆论对“中美关系倒退”不无担忧的里根八年任期中，双方关系总体平稳，还签署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与1972、1978年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一道，成为框定中美关系的基石。
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很多。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有句话：“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言明了物极必反、器满则倾的道理。对中美关系不必过于悲观，并非意味着两国能彻底解决双方如台湾、南中国海等分歧和争端。但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又有着各自责任或不愿彻底搞砸相互关系的两个国家，对未来关系的发展，为什么只有悲观性的一种选择？世间可以不对他们做谦谦君子报什么希望，但他们自己对“强极则辱”的担忧，难道不会有某种否极泰来的可能？
或许，我们也可以乐观一些。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