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上升，台湾的地缘价值在持续下降，大陆对台湾的安全顾虑也应该随之下降。其次，台湾问题中的民族情感因素相对上升。情感因素越是重要，两岸统一越应该考虑和平方式，武力统一只会适得其反，伤害两岸情感。
台湾还会反攻大陆吗？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是，对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大陆人来说，“反攻大陆”这个口号可不陌生，并深感威胁，甚至这种不安全感已成为某些人的潜意识，使他们在新的大变局时代仍然刻舟求剑，严重影响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和判断，进而损害两岸关系及中国发展所需的国际环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国家发展。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制定了“反攻大陆”计划，意图反攻被中国政府占领的中国大陆。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原政权被推翻后，残余势力常试图复辟，而新政权则竭力消灭之（包括使之投降和臣服），于是产生新旧政权的敌对关系。例如，明朝被推翻后（以1644年为界），南明永历政权（台湾）仍坚持筹备古代版的“反攻大陆”，直到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降清。
为什么新生清政权要竭力消灭南明政权？首先，在传统政治合法性观念中，这种政权之争没有对错，只有输赢，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次，在军事上，台湾政权的确可以对清政权构成威胁，因为台湾土地不小，足以养精蓄锐，积蓄战斗力。由于当代军事环境已发生巨变，故对于后者，此详论之。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在军事技术层面，都有侦查能力和打击能力两个方面。不能侦查则不能打击，能侦查未必能打击，但能侦查肯定有助于能打击。
在古代，军事侦查能力是很弱的，须要实地侦查才能获取情报。即便利用卧底，第一手情报仍必须经实地侦查才能获得。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有很经典的例子。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隐藏实力，汉朝情报人员被欺骗，这导致刘邦出击匈奴反被围困在白登山七日。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汉朝一直在筹备反击匈奴，但在近100年的筹备时间中，匈奴一直无法获得汉朝的准确情报。最终，汉朝积蓄了足够实力，击败匈奴。基于同样逻辑，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的敌对势力控制，暗中积蓄军事实力，这的确会对大陆产生巨大威胁，所以台湾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
同时，在古代，军事打击效率也很低，交战双方只有近距离接触才能打击对方。所以，如果郑成功“反攻大陆”，清朝必须调集大量兵马，与郑成功军队直接交战，这将对清朝统治造成巨大的牵制和干扰。两相结合，是康熙下定决心收复台湾以永绝后患的重要原因。
基于清朝收复台湾的观念逻辑，可以理解1949年之后一段时期两岸的敌对状态。直到2000年之前，大陆的军事能力都还不够强。如果台湾被敌对势力控制，的确会对大陆构成威胁。这也正是邓小平的担忧，他对美国记者华莱士说：“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被别人拿去”，显然就会威胁大陆。所以，2000年前，台湾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此可谓台湾地缘价值之前世。
大约以2000年为界，大陆军事能力大幅进步。一方面，大陆军事侦查能力足以掌握台湾的基本军事动向，包括外国势力介入台湾的大概情况。另一方面，大陆军事打击能力已能快速、精准、远距离打击台湾军事目标。因此，在当今，台湾先发制人，“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它既无相应实力，也无合法性。这意味着台湾对大陆的安全威胁大幅降低，地缘价值也大幅下降。此可谓台湾地缘价值之今生。
跳出观念窠臼 重新思考台湾问题解决之道
今天台海危机之所以还存在，甚至有加剧趋势，很大程度是因为人们严重受二战及以前的传统地缘观念制约。传统地缘观念本身不是错的，但是，在新的大变局时代，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包括地缘观念在内的诸多传统观念。
海湾战争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信息化战争，伊拉克军队与联军的死亡和受伤比例都超过100:1。在俄乌战争中，乌克兰仅仅借助美国等国家支援的二三流武器，就顶住了传统军事大国俄罗斯的进攻。如果西方大力支援，俄罗斯必败。海湾战争和俄乌战争显示，在当代和未来的战争中，随着科学技术作用越来越大，地缘屏障作用会越来越小。一切地缘观念背后都有特定的技术假设或条件，二者关系表现为：技术越是进步，地缘价值越小。所以，在技术大进步的当今，大陆方面应该重新审视台湾的地缘价值，并更加科学地制定解决台湾问题政策。
如前所述，当今的台湾既无反攻大陆实力，也无反攻大陆意愿，它想的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台湾之所以还要扩充军备，包括向美国买武器，主要是防范大陆武统台湾。
大陆之所以要在台湾问题上消耗大量成本，其一是为了防范台湾威胁大陆政权，即所谓“反攻大陆”；其二是为了防范台湾法理台独。但如上所论，第一点担心已不必要。关于第二点担心，两岸似乎都应该重新思考思考：既然两岸都没有主动交战的意图，而且都承认一个中国（虽然存在“一中各表”的问题），两岸和平统一究竟要统什么？
对于这个关于统一目标的前提性问题，我曾作过一个调查，受访者学历皆是研究生及以上。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这说明，人们关于台湾问题的认知是混乱的。这种认知混乱会严重干扰和阻碍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在大变局时代，我们应该跳出传统观念的窠臼，重新思考台湾问题，理解新本质。
首先，随着大陆军事实力上升，台湾的地缘价值在持续下降（这是事实逻辑），大陆对台湾的安全顾虑也应该随之下降（这是认知逻辑）。其次，台湾问题中的民族情感因素相对上升。邓小平说，两岸统一“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情感因素越是重要，两岸统一越应该考虑和平方式，武力统一只会适得其反，伤害两岸情感。
这意味着，寻求和平统一的时间应该更充裕。既然台湾对大陆已不构成安全威胁，以前的担忧都日益不必要，所以两岸可以调整观念，从长计议，为中华民族谋和平统一，为子孙后代造和平环境。
此外，若中国和平理性解决台湾问题，则可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世界典范。中国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理性和平地解决台湾问题，乃是绝佳机会。
对于台湾问题，中国人应该有理性，也应该有情感，但不应该有情绪。在大变局时代，台湾问题能否和平理性地解决，是检验中华民族是智慧还是愚蠢的试金石。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