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对核不扩散可行性心存疑虑的人，应当思考一下这一历史教训。即使扩散无法阻止，也可以减缓速度，而这可以使局面大为改观。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最近警告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需要支持，这迫使其向中国、朝鲜和伊朗做出了一些后者一直寻求的让步；而这些让步有可能破坏一些规范，其中包括长期以来坚持的核不扩散准则。”
这会产生多大影响？一些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对限制核武器扩散的努力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核扩散可以成为一种稳定力量。他们认为，如果因核武器产生的畏惧，是自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原因之一，或许也可以在区域层面复制同样的效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0年代建立了核平衡，迄今为止都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
但在这么一个遍布“核武豪猪”的世界里，人们还能保持谨慎吗？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就不这么认为。正如他在1963年3月的一次记者会上所说的：“不幸的是，在整个战争史和人类历史上，战争要比和平多得多，如果核武器遍布全世界且随处可得，而任何民族都是极不乐意去接受失败的，那我认为1970年代的美国总统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或许有15、20或25个国家拥有这类武器的世界。我认为这是最为巨大的风险和危害。”
同年晚些时候，肯尼迪签署了一项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条约，为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该条约目前有191个成员国，其中的五个公认核武器国家——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承诺不扩散核武器，其他186个条约成员国承诺不研发核武器。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拒绝签署该条约，也确实研发了核武器，而签署了条约的朝鲜后来退出，以发展其核计划。
这使核武国家的总数达到了九个，虽然远非完美，但比肯尼迪预测的要好得多。这种不完美制度的捍卫者认为，核扩散的速度与核武国家的数量同样重要，因为更高的可预测性会改善维持稳定的前景。沙特阿拉伯已经威胁说，一旦伊朗发展核武器，它也会这么做。如果在各个地区不断涌现新的核武国家，那么发生事故和误判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海恩斯明确提到了伊朗和朝鲜。在中国、俄罗斯和西方的合作下，这两个国家都受到联合国的制裁。直到最近，俄罗斯仍然是核不扩散的长期支持者。它不仅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通过了1978年的《核供应国集团准则》——该准则要求民用核设备供应国谨慎把握其出口政策。但如今开始依赖朝鲜军事供应来维持对乌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终止了该国在核不扩散方面的合作。
伊朗长期以来都在实施以浓缩铀为基础的核武器计划，但该计划在外部压力下处于时断时续状态。该政权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高浓缩铀的生产控制在打造核武库所需的门槛以下。但由于俄罗斯依赖伊朗的无人机，中国依赖伊朗的石油，而特朗普又在2018年愚蠢地废除了伊核协议，在这方面，核不扩散的国际合作也破裂了。
此外，一些人（可能是错误地）认为，如果乌克兰人保留了苏联解体时继承的核武器，就不会遭到俄罗斯入侵。如果这一假设得到赞同，核不扩散的前景将会恶化。
这使我想起了过去的一个类似情况（我将之记录在回忆录《美国世纪的生活》中）。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大家普遍认为世界须要转向核能，但由于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全球铀资源即将枯竭，因此大家都把目光投向钚（一种铀在核反应堆中燃烧后的副产物）的后处理。
当时的预测认为，到1990年约有46个国家将对钚进行后处理。若是如此，世界将充斥着武器级材料，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风险也将出现灾难性增长。1974年，印度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列五个国家之外，第一个启动被其委婉地称之为“和平核爆炸”的国家。
此后不久，法国同意向巴基斯坦出售一座钚后处理厂，而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曾发誓就算全国人民吃不上饭，都要打破印度在南亚的核垄断。在拉丁美洲，德国正在向巴西出售一座铀浓缩厂，阿根廷也在研究钚。随着其他许多国家悄悄探索自己的选项，一场核军备竞赛似乎已经开始。
幸运的是，这场竞赛从未成为现实。美国前总统卡特推行的核不扩散政策成功地减缓这一势头。自1970年代以来，只有另外两个（而不是肯尼迪所担心的25个）国家研制出核弹。当所有人都认为无法对核扩散采取任何措施时，卡特却不这么认为。在卡特政府的努力下，法国与巴基斯坦和德国与巴西的交易被取消。美国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研究核燃料循环，从而减少了钚后处理和使用“增殖反应堆”的发展势头。
那些对核不扩散可行性心存疑虑的人，应当思考一下这一历史教训。即使扩散无法阻止，也可以减缓其速度，而这可以使局面大为改观。
作者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前院长
英文原题：The Non-Proliferatio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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