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一次赢得总统大选后，竟然打破禁忌和常规，接听时任台湾蔡英文的祝贺电话，不仅向中国大陆，而且向美国内部和世界各国，旗帜鲜明地树立自己特立独行的形象。他上任后一方面开启针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另一方面大规模卖武器给台湾。他身边一些重要人物和当时的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这都让当时积极抗中的蔡英文政府和绿营人士备受鼓舞，期望特朗普能连任。甚至当特朗普在大选中败给拜登时，台湾绿营人士开始担心拜登在反中挺台上会不如特朗普。
现在面对特朗普重新上台，台湾的赖清德政府看起来变得更加谨慎，甚至有些疑虑。
拜登执政四年之后，台湾为何会对特朗普2.0心存疑虑？首先因为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在反中挺台上，不但做得比特朗普更有效，而且和台湾及其他盟伴国家正一起建立一套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反中挺台战略。台湾已在这套战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美国配合默契，担心自己在特朗普的新战略中要经历痛苦的过渡期。其次，因为在特朗普下台后，他被广泛报道的关于台湾的私下和公开发言，都明确反映他没有像拜登那样看重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反而视台湾为善于搭便车、挖美国墙角、不知感恩的竞争对手。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认知下，他会像拜登一样，致力发展一套长期有效的挺台战略。
台湾在拜登政府的反中战略中之所以占重要位置，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而现在的特朗普看起来并不看重这四点。
一是在军事上，台湾处于美国防堵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关键位置，失去台湾将导致第一岛链防线崩溃。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导致他并不看重美国以军事手段在海外保卫自己的利益，常常夸耀自己执政时没有发动或参与任何战争。被台湾极其看重的俄乌战争，也被他视为可牺牲的筹码。
二是在经济上，台湾的高端晶片产业对于美国在科技和经济上遏制中国大陆非常重要，但特朗普反而把台湾的晶片产业看作美国竞争对手，认为被美国保护的台湾不但不感恩，反而正在抢走美国人的饭碗。
三是在意识形态上，台湾作为一个华人民主的典范，对于美国团结盟伴国家针对中国大陆搞舆论战，具有天然的价值，但特朗普被很多人认为是民主自由人权的破坏者，交易式风格更让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主流价值找不到位置。换句话说，他可以因为利益把中国大陆暂时当作朋友，也可以因为利益暂时把台湾当作敌人，一切都是可交易的，并不存在牢不可破的民主同盟。
四是关于美国在盟伴国家中的领导力，拜登政府利用台湾问题，在盟伴国家中制造出日益强烈的危机感，有利于团结盟伴，巩固领导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实现美国利益。特朗普作为孤立主义者，对所谓的民主同盟不感兴趣，盟伴对他来讲，也许只能拿到比对手国低一些的关税。除了以色列，其他盟伴对他而言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没必要花额外心思去加强团结和领导。所以，特朗普个人并不看重拜登所看重的这些有利于台湾的因素，台湾有充分理由对他保持疑虑。
然而，特朗普提名的外交、国安、国防等部门负责人，都是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也都是反中挺台鹰派人物，这能减少台湾对特朗普的疑虑。他提名的国务卿卢比奥因为在新疆和香港等议题上积极反中，被北京两次制裁。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国会推动各种挺台法案，被视为最挺台的美国政治人物之一，曾与蔡英文和赖清德会面。
被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是军人出身，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是众议院中国特别工作组成员，工作组的报告提出很多遏制中国的政策建议。他也是致力于加强美台关系的“国会台湾连线”成员，积极推动挺台法案，并在自己的书中建议，把尽快武装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
被提名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是军人出身，认为中国发展军事的目的就是要击败美国。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他认为台湾应该积极备战，通过加大中国大陆的成本来吓阻大陆的军事行动。这些反中挺台的鹰派人物在一个看起来会拿台湾做交易的总统下面，会以哪些更有效的方式继续挺台？这是台湾和大陆都关注的问题。
四年前拜登刚上任时，并没有大量抛弃特朗普时期的反中挺台政策，反而在这个基础上加码，尤其是增加和盟伴国家的联合行动。如果特朗普这次上台后也是在拜登政策基础上继续加码，而不是抛弃拜登政策，会让台湾和其他盟伴更加安心。但是，特朗普一直把自己的不可预测性，作为在交易中取得优势的重要手段，所以没人能够确定他会这么做。
对中国大陆来讲，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交易式风格和不可预测性，为宣传“疑美论”提供条件，也为中国大陆改善与美国盟伴的关系提供机会，甚至包括改善与台湾的关系。如果特朗普真能推动俄乌战争尽快结束，也就为中国和欧盟改善关系创造条件。北京是否会抓住这样的机会，以更柔软的身段来改善自己在西方的处境？
更重要的是，在拜登和民进党政府的反中挺台政策刺激下，中国大陆不得不加大军事斗争的准备，以至于没人关注大陆在推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各种努力，外界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中美台之间的相互威慑，这导致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似乎正在成为一个笑话。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真的会越来越渺茫。特朗普上台后如果能少插手台湾问题，也许会有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讨论，进入台湾和西方的舆论视野，逐渐把问题的解决推向和平方向。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