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去年12月3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时，向也门胡塞武装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停止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否则将面临与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一样的悲惨命运。美国则在去年12月31日空袭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报复胡塞攻击在红海的美国军舰和商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加剧中东地区的形势变化。这一发展或许反映后冷战时代正进入另一个崭新阶段。中东和平虽然仍遥不可及，但区域新秩序却可能在逐渐成形。
阿萨德政权的结束，代表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东影响力削弱，逆转此前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颓势。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友以色列同时摧毁多个宿敌，扩大安全纵深，并可能借助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主导的《亚伯拉罕协议》为基础，完成同阿拉伯多数的逊尼派战略大和解，开启新的地区秩序。这过程当然充满曲折，但众多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和约旦，虽然口头反对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清剿和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却始终不具实力更缺乏意志力，也碍于回教内部宗派间的对立，而把反犹斗争进行到底。相反，对一些阿拉伯统治者来说，《亚伯拉罕协议》只能是迫不得已的出路。
在更大层面上，这是后冷战全球化秩序的重组。美国在世纪初全球反恐战争耗费国力所导致的相对衰弱，让它必须集中资源应对当前中国的挑战，无力在中东甚至欧洲的俄乌战争持续介入。以色列今后自然成为美国在中东利益的主要代理人。虽然阿拉伯逊尼派基层民众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反犹立场，但涉及巴林、阿联酋、摩洛哥与苏丹等回教国家的《亚伯拉罕协议》，却并没有在以哈冲突的巨大政治压力下瓦解。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12月23日在国会演讲里还暗示，沙特阿拉伯加入协议指日可待。
但中东的长期和平发展，仍然充满众多变数。首先，阿拉伯世界民意因以哈冲突，进一步激化对以色列的敌意。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调查发现，巴林民意对《亚伯拉罕协议》的支持率，从2020年的45%猛跌至2022年的20%；反对协议的阿联酋民意，也从2020年的49%上升到2022年的三分之二。以色列利用叙利亚内乱，扩大对周边土地的控制，势必加剧阿拉伯民意反弹。此外，回教原教旨恐怖主义虽然在阿拉伯世界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但却是不满现状的当地青年宣泄的唯一出口。只要阿拉伯国家一日无法解决极端恐怖主义威胁，中东和平就难有出路。
反讽的是，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的战略和解所带来的发展契机，则可能是对冲极端主义影响，回应青年不满的手段之一。在2020年落实的《亚伯拉罕协议》，其实是对既有事实的追认。伊朗对阿拉伯国家日益加大的威胁，迫使它们多年来已经私下建立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巴林和以色列的贸易额在2024年首七个月增长900%、阿联酋4%、摩洛哥56%。在西方和海湾国家的压力下，叙利亚新政府是否延续世俗主义传统，如何安抚国内基督教等少数群体，以及对以色列采取什么立场，或许是中东局势发展的观察点之一。
中东和平的另一个变数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互动。作为叙利亚变局的大赢家，两国今后在扩张地区影响力的博弈，也是推动中东局势发展的主要动力。两国都直接派兵进入叙利亚，也必然有意左右叙利亚内政。这或许还须要华盛顿居中调解，但美国和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问题上的针锋相对终究无解。无论如何，美国今后在中东地区由台前隐身幕后，应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承诺大力发展国内油气业，减少对中东石油依赖，并增加出口来削弱中东产油国和俄罗斯的利益，意味着美国有多一张好牌。但这不会改变美国在中东“退居二线”的事实。
中东变局是后冷战全球化秩序进入另一阶段的表征，美国或正放弃直接介入各地冲突的世界警察角色。美国海军已经从1991年冷战后的545艘，减少至当下的不到300艘，不但落后于中国海军规模和扩充速度，而且退役的军舰还继续多于新建的。因此，华盛顿只能通过代理人，维持在不同区域的基本利益和秩序；另一方面，美国会在经贸上推进去中国化的全球供应链重组，构建“美利坚治下和平”2.0版。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跟中东新秩序能否平稳过渡一样，必然充满众多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