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5月9日宣布，日本政府打算在目前所核准的商业捕鲸物种名单中，加入大型长须鲸为可猎捕对象。日本于2018年12月26日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后，随即就在2019年开放在领海与专属经济海域进行商业捕鲸。
长久以来，日本商业捕鲸就涉及经济、文化与环保各项因素，在本质上属于极度复杂之国际政治议题。此次扩大捕鲸范围，必须由内阁官房长官对外宣布，更加证明此项议题充满高度政治性。东京在国内鲸鱼肉品消费需求疲软不振，但又面对强大国际社会压力时，却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扩大捕鲸类种范围，显然就是在展现国家政治意志。
日本多年来以各种手段希望延续捕鲸活动，甚至面对国际环保团体抗争，澳大利亚提出控诉，透过国际法庭诉讼过程指日本以科学研究为名，遮掩商业捕鲸活动。尽管2014年3月日本败诉，遭禁止继续在南极海域进行猎捕鲸鱼活动，但一年之后，还是依据前述判决规范事项，继续重启南极海域捕鲸活动，由此可见，日本维持捕鲸活动的政治意志与社会支持程度。
经常在南极海域受到强势抗议，爆发多次冲突，在国际生态保育人士眼中声名狼藉的捕鲸作业母船日新丸，在2023年年底在下关市高调除役，随即就有新造捕鲸作业母船关鲸丸承接职能。从当初日新丸获得日本政府提供军用等级电子导航设备，以便隐匿动态，回避生态保育人士阻碍捕鲸活动，官方提供预算资助建造关鲸丸等等现象，都显示在日本政府眼中，捕鲸绝非单纯渔业活动。
其实，日本政府对外公开调整捕鲸政策，步调显然是在配合关鲸丸首次出海猎捕航次。关鲸丸5月21日启航，前往日本东北沿岸海域实施为期八个月的猎捕鲸鱼作业，整个航程与猎捕海域早就完成筹划。对照过去70年来日本捕鲸产业兴衰起伏轨迹，此项历史性里程碑创举，由日本政府适时背书宣布调整政策，无视国际压力独断专行，整个政策意图昭然若揭。
尽管日本捕鲸产业早就明显萎缩，鲸肉在消费市场长期以来需求不断滑落，甚至必须由下关市地方政府出资，借由中小学校提供午餐管道，或是搭配大学校园各项节庆活动，推出鲸鱼餐食促销，希望吸引年轻世代，维持食用鲸鱼肉品传统；但显然在与其他肉品争取年轻客群消费时，受到严重挫折败下阵来。
日本捕鲸产业活动以及将鲸鱼列为经常性餐食，确实有历史传统与特定时期的经济价值。但若细究涵盖范围与社会接受程度，恐怕就不像许多支持捕鲸业人士所说，能被定位成普遍性日本饮食文化要素。日本政府执意继续推动与扩大产业运作涵盖范围，甚至不惜与国际社会直接对阵，其中政治算计的利弊得失公式，恐怕就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单纯。
假若思考日本坚持向海洋倾倒福岛核电厂遭受污染、经过处理的废水，对比关鲸丸预定猎捕鲸鱼作业海域，不得不说，东京政治高层确实充满各种黑色幽默感，重振捕鲸产业开张作业的海域，居然会是倾倒福岛处理水入海首当其冲的海域。吾人不知两者间是否存在任何关联，但运用猎捕鲸鱼当成为倾倒核处理水政策背书手段，恐怕还真难具有任何说服力。
不论如何，只要日本捕鲸仅提供国内消费，应该不会引起更大争议，但未来是否能重振消费市场与购买意愿，并回避国际社会生态保育人士抗争冲突，还是充满变数。
作者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