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重整军备，首先是要取得与俄罗斯在常规力量上的均势；拥有可保卫整个欧洲的核力量，则可摆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有效遏止俄国的扩张野心。简言之，一个军事强大、政治独立自主的欧洲，有利于世界和平。
自2024年初以来，全球安全形势进一步趋向严峻。西方忌惮中俄联合由来已久。在欧美与中国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6日到访中国，发表罕见的长篇联合宣言，表达广泛合作和重塑世界秩序的决心。此宣言被西方舆论评论为两国已事实结成“钢铁同盟”，或曰“非神圣同盟”（unholy alliance）。
欧洲困境：制衡，还是搭便车
中俄结盟是西方在战略上的严重挫折。国际关系日益阵营化，加剧人们对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担忧。但与旧冷战不同的是，由于欧美在战略重心的研判上分歧严重，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充满疑虑；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前景进一步放大这种疑虑。欧美关系有可能发生重大裂变的前景，迫使欧洲不得不在未来双边安全关系上做出抉择——究竟是制衡，还是搭便车？
二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构想，是在美苏合作基础上构建“一个世界”，兵燹之余的欧洲在美国战略视野中已无足轻重。相反，美国还要通过推动非殖民化，终结欧洲列强主导的帝国主义时代，缔造“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随着美苏“大联盟”解体和冷战降临，美国鉴于欧洲的重要性，同时也顺应欧洲对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战略期待，转而积极扶助欧洲复兴。1950年4月出笼的NSC-68号文件，真实意图并非遏制苏联，而是以冷战为由，通过大规模援助和驻军西欧，彻底改变西方内部的国际关系，在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内构建全新的自由民主秩序，实现永久和平。
美国安全保障改变欧洲内部国际关系
对于欧洲而言，有识之士早在一战前已认识到，欧洲内部支离破碎，民族国家彼此对立，仅凭各自及其海外帝国的微弱整合，根本无力对抗未来两大经济巨人——美国和俄罗斯帝国。为此，欧洲国家应当相互融合，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统一。德国两次挑起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图以帝国主义方式实现欧洲统一，以对抗难以匹敌的美国经济霸权的绝望之举。
二战结束后，席卷全球的非殖民化浪潮以及美苏冷战，大大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美国为打赢冷战，坚定支持欧洲经济一体化。对于无力单独对抗苏联的欧洲来说，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保护是唯一选择。与苏联帝国不同的是，美利坚帝国君临欧洲并非美国“预谋”的产物，而是欧洲盟国出于自身安全需要力邀的结果（empire by invitation）。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既保护欧洲免遭苏联入侵，同时也解决“德国问题”（The German Question），彻底改变几百年来以“均势”结构为基础的欧洲内部国际关系，实现欧洲永久和平。
在这种自由帝国体系中，欧洲自身发展的多样性也得到美国充分尊重。在美国保护伞下，欧洲得以将节省下来的大量军费开支，用于建设福利国家，迅速成长为经济发达的“后现代”民事大国（civilian power）。
但是，美国对欧洲的支持——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始终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欧洲必须忠诚于“大西洋框架”，而不寻求成为独立的“第三种力量”。如果强大的欧洲游离于大西洋框架之外，现实主义的“现代”美国同样要对之实施制衡。
冷战结束后，经济崛起大大增强欧洲寻求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自信。然而，欧洲的困境在于：在制衡还是搭便车的战略选择上难以取舍，因为长期以来，欧洲正是以牺牲军备为代价建成民事大国。面对与美国较大的军事能力差距，若要通过大幅扩张军备来加强军事硬实力，无论从各国国内政治（福利国家的存续），还是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来看，都是不现实的。因此，在防务政策上搭便车（依赖美国保护）而不是抗衡美国，是欧洲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现实的选择。即使欧洲认定有必要适度增加军备，其国防工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经济；而国防工业如何在全欧洲有效整合，则是欧洲未来政治一体化须要解决的巨大难题。
欧洲困境造就冷战后多极化外交理念
这一困境遂造就了冷战后欧洲独特的外交理念：多极化比帝国主义时代那种列强争霸的完全国际无政府状态，或者冷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单极秩序，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其政策含义是，欧洲支持多个力量中心的出现以共同牵制美国。这种支持不是无条件的，欧洲深受“民主和平论”的影响，同时基于自身经验，坚信一个或数个价值观和政治文明与其接近、外交上负责任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有利于世界和平。
且不论这种多极化期盼是否过于超前和理想化，军事硬实力不足，严重限制欧洲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一方面，没有强大军力为后盾，仅凭经济和外交等“软实力”手段，无论是在欧洲外部还是内部，都远不足以解决重大国际冲突。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一意孤行推行单边主义，欧洲并无有效的制约手段。
乌克兰战争是促使欧洲转向追求硬实力的转折点。这场战争再次证明，欧洲仅靠发挥软实力，无法也无力制止战争。一旦美国放弃欧洲防务，欧洲能否独立面对俄国军事压力，现已成为摆在欧洲政治精英面前的现实挑战。
一般认为，装备相对先进的英法德波四国，在常规力量上足以抗衡俄罗斯。问题是，相较于1989年以来欧洲军备的持续裁减——总兵力从340万锐减至2022年的130万，俄罗斯军力近年来急剧扩张，无论兵员总量还是武器装备数量，均非四国所能比拟。例如2023年12月初，普京下令扩军17万，把军队总数（不含预备役）扩充至130万，与欧洲持平。
不仅如此，俄罗斯还是个拥有5580枚核弹头的超级核大国，英法有限的核力量（英国200枚，法国300枚）只够自卫，完全不足以保卫整个欧洲；离开美国的核保护伞，欧洲根本无法应对俄国的核讹诈。有鉴于此，欧洲大规模重新武装，乃至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已然刻不容缓。
从战后至今，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决心时隐时现，但从未泯灭。早在冷战初期，西德阿登纳政府就提出拥核主张，被美国以避免刺激苏联为由否决。
俄乌战争爆发不久，德国开始大力扩张军备，力度之大为多年罕见。作为欧盟政治领导者，法国很早就意识到建立欧洲独立核力量的必要性。今年初，法国正式提出转向战时经济，及为欧盟国家提供核保护的倡议。这些都是推动欧洲成为世界“第三种力量”的关键步骤。
欧洲重整军备，首先是要取得与俄罗斯在常规力量上的均势；拥有可保卫整个欧洲的核力量，则可摆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从而有效遏止俄国的扩张野心。具备强大的军事硬实力也是制衡美国的利器，更是防止内部被美俄分化的有力保障。
简言之，一个军事强大、政治独立自主的欧洲，有利于世界和平。
中国可以做出的选择：光辉孤立
笔者曾以“中国前途在于‘脱亚入欧’”为题（2023年12月1日言论版），阐释中国应以加入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为终极目标。这是“半边缘”的中国在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寻求现代化的现实选择，符合中国长远的民族利益。笔者在另一篇文章《欧洲：中国不应失去的天然盟友》（2024年1月3日言论版）谈到，欧洲无论在经济还是战略上，都是中国不应失去的天然盟友。
结盟俄罗斯绝非中国唯一或最佳选择。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国际安全负有重大责任，若明里暗里为俄国的侵略行径背书，无疑是站在历史错误面，势必付出极大的道义、经济及战略代价，绝然得不偿失，尤其是把本来可以争取的重要力量——欧洲，彻底推向美国怀抱。这样的选择，实为不智。
中国的亡羊补牢之举，就是在外交上施行“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亦即“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保持行动自由”。
一方面，拒绝与俄结盟，主张俄乌边界恢复到2022年2月24日前的状态，将此作为终战谈判的前提。失去来自中国的各方面策应，俄国侵略战根本打不下去。中国适时发挥终结战争的关键作用，将给自身带来可观的和平红利——视俄国为头号威胁的欧洲，必然很难再愿意与美国协力对付中国。这将令越来越倚重“联盟体系”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美国孤掌难鸣。
另一方面，“光辉孤立”不等于孤立主义，而是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中国可大力支持欧洲重整军备，赞助德国成为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与美俄分化欧洲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在欧洲内部居间调处，促进欧洲内部团结，助力政治一体化。
邓小平曾言：欧洲是和平力量。这一结论没有过时。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独立自主的欧洲，依然是和平力量。一个致力于开明政治改革和民生幸福的中国，同样是和平力量。这两大和平力量的相互策应，无疑是缔造持久和平的多极世界的基石。何去何从，中国和欧洲的政治家当做出决断！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