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家庭需求调查”和“基本需求公众认知调查”显示，本地人对生活必需品和要素的认知是务实和物质化的。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资助，用两年完成的调查，在本地是首次，意义不小。除了对国人在生活需求上的认知有所了解外，也能让社会舆论的相关讨论更有所本，不止于陷入各说各话的尴尬。调查揭露本地人务实和物质化的生活观，在社会日益富裕的当下，不乏启示意义，为日后的政策制定提供宝贵的参考数据。
不同收入、住房类型和年龄层对生活需求有不同的认知，这很自然；毕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与生活环境，必然导致人们有五花八门的需求认知。但总体而言，本地人的生活需求主要集中在满足物质欲望的层面，九成以上受访者所认定的10大需求，离不开衣食住行，包括冰箱、公共交通和拥屋。收入较高阶层的生活需求，似乎更接近普通人所定义的奢侈消费，比如每个月上餐馆至少一次、每年到东南亚国家旅游一次、按摩、付费串流服务等。
从公共层面观察，公众对生活需求的看法符合常识，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帮助无法负担的人满足温饱、住宿和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但要维持较体面的生活水准，如拥有冷气机或上餐馆，有超过六成的人认为这是个人责任。换言之，社会过去在讨论贫富差距以及生活费压力时，缺乏足够的实证基础，因而容易流于主观色彩较浓，言人人殊的困境。调查结果相信能为今后的讨论，提供相对明确的事实基础，有利于决策者和广大民众凝聚共识。
调查发现，本地社会心态普遍健康，嫉妒成功者的“相对剥夺感”并不强烈。最低收入群体（家庭月入介于零元到2499元），平均缺乏5.3样生活所需，高于其他收入组别平均的1.6至3.4样。当中主要的是相等于半年开销的应急储蓄（占24.1%）、相等于三个月开销的应急储蓄（16.2%），以及每年到东南亚国家旅游（11.3%）。相较于每年去旅行、偶尔按摩服务、度宅假，更多人把应急储蓄视为生活所必须，反映一种未雨绸缪的正确且负责任的价值观。
在这些实证基础上，公众关于社会公平、贫富差距以及政府角色的讨论，应当能够更为理性客观。公众对于生活需求充满常识的认知，表明他们知道贫富差距和贫穷是两回事。每个人不同的天赋、能力和际遇，意味着他们的后天成就必然不同，在收入和财富上自然出现差距。这样的差距非但不应压制，反而须要鼓励——唯有激励有能力者发挥潜力，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政府所应当做的，是确保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无忧，也就是减少贫穷的困苦。
另一个理应得到重视的调查结果，是本地人或许太过务实的生活观。不少民众觉得，若政府需要把更多资源用在改善贫穷，则不妨削减在艺术与文化、体育和遗产保护方面的开支。这反映国人在认知上的偏差。虽然“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人之常情，但社会也须推崇“贫贱不能移”的认知和道德品格要求。这就必须更加重视文化艺术和体育等非物质生活需求。出现偏差的因素相对复杂，部分或许同建国时期的浓厚忧患意识和所衍生的政策有关。但随着社会日益富裕，人们对生活需求的认知也必须有所提升。
社会富裕的一大副作用，就是物质和精神生活比重容易出现失衡。一味侧重物质生活成就，会导致各种弊端如心理健康问题、对极端思想缺乏防御力等。因为人天生不能没有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包括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对超越性的探究。如果缺乏精神需求乃至宗教信仰，人们就更倾向于在世俗的政治身份认同等意识形态寻求替代品。个人自我激进化案例频发，乃至更多年轻人向精神医生求助，都是这一失衡现象的症状。因此，未来在定义“基本需求”时，或许要有所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