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崛起并日益受欢迎，与欧洲民众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困境下寻求解决之道的需求密切相关。俄乌战争是个转折点，生存危机唤醒的民意很难完全扼杀，两个因素注定欧洲必然右转，只是过程将非常缓慢与曲折。
法国极右势力勒庞被阻击，让欧洲左派联盟松了一口气：马克龙解散国会之举，终于将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阻挡在法国政府门外，为左派赢得了未来两年，左派在欧洲的利益格局暂时不会被颠覆。但马克龙却必须面对新困境，与一个“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悬浮议会共治，注定他在2027年任期届满前陷入左右内耗而进退失据，这对法国的前景甚至欧洲的未来都影响甚大。
欧盟右转是左派竞选的策略叙事
近三个月，西方媒体猛炒“欧盟右转”这个话题，让许多对欧洲现状缺乏了解的人真以为“右派翻天”。其实，勒庞—国民联盟这个“极右”，充其量是全球主义者不喜欢的“国族主义者”与“欧洲主义者”。欧洲媒体不断用“右翼激进分子崛起将使欧洲陷入危险”的叙事来警示选民，并利用危机意识压迫感重新集结左派力量，催出不少选票，成功让勒庞与国民联盟在第二轮选举中落败。
欧洲在二战后的政治潜规则是，主流政客必须在选举时组成一道“警戒屏障”（cordon sanitaire），将极右翼势力挡在欧洲政府之外。国民联盟（RN）的前身是国民阵线（FN，1972年成立），由勒庞的父亲让·马里·勒庞领导。因该党内有法国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多年来一直被法国社会目为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被“健康屏障”阻拦在法国政坛之外。自从勒庞接替其父成为掌门人之后，用法媒的话来说，经过她长达10年的努力，“为其父的政党排出毒素”。“排毒”措施包括：2018年6月将国民阵线改名为国民联盟，整肃形象，放弃了反犹主义、撤销该党过往反对同性伴侣、反对无条件堕胎和支持死刑等立场，但仍然坚持一些固有的政策，例如强力反对移民，甚至提出非法移民子女不能享受免费教育；提倡国族主义及经贸保护主义。在国际政治立场上，她是美国和北约组织的反对者。与马克龙多次表示法国（欧盟）不应该做美国的跟班相比，方向一致，只是态度坚定得多。
《金融时报》前驻俄罗斯记者劳埃德（John Lloyd）在英国网站UnHerd发表的《玛丽娜·勒庞是极右翼吗？》（Marine Le Pen is not far-Right）一文谈到，这些已经带有某种仪式性特点的媒体警告缺乏实证分析。在国民联盟等欧洲右翼政党的运动中，几乎没有多少极右翼元素：“他们是疑欧（盟）主义者，但不是退欧主义者。他们排斥大规模移民的政策（今天又有哪个欧洲国家政府不排斥呢？）但承认生育率的大幅下滑，意味着只有大规模移民这一条路可走。从住房问题到经济议题，他们提出的主张大多难以实现，但如果以合法的方式推进，这些主张并不会对民主政府构成威胁”。
劳埃德指出，国民联盟不再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抗议运动。对许多人来说，无论诋毁者怎么说，它都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政治纲领。
马克龙的执政困境将弱化欧盟
为了阻击勒庞，马克龙被迫解散国会导致本党遭受重挫，今后两年他将面临执政能力严重削弱的困境。现在他该选择谁来出任总理？在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获得明显多数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出任总理，都很容易在国会被推翻。这意味着，法国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很难治理的国家。这种政治困境将使法国在欧盟无所作为。
在欧盟27国中，德法并列两大领导者。自2015年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对欧洲造成无法修复的永久性损害后，德国的政治声望开始快速下降，但因保有欧洲经济火车头地位，法国仍居于稍弱位置。俄乌战争以来，因为去工业化的原因使得德国经济严重衰退，法国马克龙因此成了欧盟事实上的“一哥”。
马克龙在法国国内走的是不左不右、时左时右路线，在国际政治中也奉行这一路线，在美中两国之间保持平衡，时常见机发表一些欧洲不能再做美国跟班，要有独立外交政策，还宣布过北约进入脑死亡状态（这些与勒庞的主张并无根本冲突）的观点，但一遇到压力立刻退回至全球主义立场。他这种态度，在奉行全球主义及亲美立场的欧盟领导层中，时常遭遇诟病，但多少可以牵制一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唯美马首是瞻。现在，一个被削弱的法国总统，对欧盟的影响力与领导力必会下降，这极有利于左派。
欧洲议会作用被媒体叙事夸大
近年来，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以及安全问题。本届（第十届）欧洲议会选举共有720个席位，较上届多了15席。整体上看，中右及右翼党团席位数共计317席，较上一届增加了23席；而中间、中左翼、左翼党团席位数共计303席，较上一届减少了47席。这种情况导致欧媒惊呼“欧洲议会在政治思潮上整体右转”。
其实，欧洲议会的作用没那么大。欧盟的行政及立法权力集中于三个机构手中：欧盟理事会拥有立法权力及部分行政权力，是决策机构，由欧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组成，主席由会员国轮任，任期半年。欧盟委员会是行政机构，拥有倡议权，并启动潜在新法律的初步起草工作。欧洲议会代表各国公民。在立法方面，欧洲议会是三个机构中最弱的。
据历史经验，欧洲议会在与欧盟委员会及欧盟理事会的三方会谈中，就法律问题讨价还价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真正达成一致并成为法律，很少能得到它想要的东西。因此，尽管右翼议员增多，但对欧盟的政策影响有限。因为外交政策是欧盟委员会的专属领域，对华外交的鹰派冯德莱恩有望再次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并不决定欧盟外交政策，就算议员考虑并撰写了大量外交政策报告和决议，但不具备任何约束力。因此，欧洲媒体渲染“右转将对欧洲造成巨大伤害”，主要是为了选举并唤起本阵营支持的策略叙事，并非实情。
左媒新恐惧：欧盟将极度分裂
右翼崛起并日益受欢迎，与欧洲民众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困境下寻求解决之道的需求密切相关。比如法国青年历来是左中之最，但有四分之一支持勒庞。俄乌战争是个转折点，生存危机唤醒的民意很难完全扼杀，以下两个因素注定欧洲必然右转，只是过程将非常缓慢与曲折。
一、传统上，欧洲主流政党在国家与欧盟层面一致奉行“警戒原则”被打破。在目前欧盟27国中，已经有六国的全国性政府由极右翼政党主导或有其身影参与其中，它们是意大利、芬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与捷克。在六国之外，瑞典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已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荷兰，极右翼民粹主义者维尔德斯的荷兰自由党已在2023年大选后，成为下议院第一大党。德国、比利时的极右翼政党虽然尚未进入政府，但影响力正在增长。
二、法国左转的结果，连左派阵营稍有头脑者也高兴不起来。当巴黎街头左派在狂欢庆祝胜利，媒体却从“右转恐惧”叙事换了“分裂恐惧”叙事：
《英国广播公司》：《法国议会选举惊人逆转后续：真正的权力斗争才刚拉开帷幕》（7月9日）
《华尔街日报》：《欧洲政坛新格局：四分五裂》（7月9日）
最能表现左派垂头丧气的是这段话：《世界报》专栏作家考夫曼对BBC记者说：我们知道谁输了，但我们不知道谁赢了。
从长远来看，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还受大西洋彼岸的重大影响。2024年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美元潮汐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动影响，均不可低估。
作者是旅美中国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