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循财总理在9月2日设午宴招待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说，新加坡将竭力加强对联合国的支持，包括持续为联合国提出建议、搭建沟通的桥梁，并促成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举例说，新加坡在1992年倡议成立的小国论坛，就是新加坡支持联合国的方式之一。作为小国，现今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最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因此必须予以最大的支持。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地缘政治，确保外交的独立自主。
联合国是二战后基于法治精神的国际新秩序的最显著代表机构，与其他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院以及一系列规范国家行为的国际条约等，共同形成调解国际纠纷，避免战争的机制。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最佳体现，人类社会从传统部落之间的恃强凌弱，到帝国之间的实力均衡，终于能够形成理论上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共同遵守集体接受的规则，避免矛盾失控，进而确保世界能维持长期的相对和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民生。
基于国际法的新秩序，为二战后的世界带来和平红利，促进全球经济合作，提升人类福祉，特别有利于小国如新加坡的生存发展。新加坡外交方针强调依据国际法行事，正是意识到联合国所代表的法治国际秩序的重要性。正如外交部长维文8月27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肯特岗部长论坛所言，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不是要保持中立，而是始终坚持基于原则行事，确保所有决策都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所以，当俄罗斯触犯国际法，侵略邻国乌克兰，新加坡才根据法治原则制裁俄罗斯，而没有保持所谓的中立。
然而，国家依法行事的前提，除了共同守法利大于弊，更因为有美国作为二战后全球霸主的背书，并充当国际警察保障基本秩序的角色。美国海军全球巡弋，打击海盗和震慑他国，是全球自由贸易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随着美国国势相对衰弱——美国连年债台高筑，2024年支付国债的利息已经超越国防开支——要维持全球霸业越来越力不从心。威胁红海国际航运的胡塞武装能为所欲为，就反映这个危险趋势。前总统特朗普的“让美国再度伟大”口号，体现的正是有意从国际事务撤退的内视意识；他寻求连任，更表明这一趋势的强大动力。
但美国毕竟不会自动拱手让出霸权。以美中大国博弈推动的国际新变局，正挑战既有秩序。世贸组织式微、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中国拒绝承认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关于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仲裁、蒙古接待遭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反映既有秩序正被削弱。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也表明，现有的和平秩序根基已经动摇。全球经济的脱钩断链，以及各国开始增加军费开支，国际生化军备管控以及核裁军议程的停滞甚至倒退，均反映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
作为文明理念，基于国际法的秩序虽然推动国际合作和确保世界和平，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价值，在实践上当然无法完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特权，就体现实力外交不平等的冷酷现实。且五常不时都为了自身利益，置国际法于不顾。俄罗斯破坏乌克兰主权，在战场上无差别伤害平民，就起到非常坏的示范。俄乌战争显示，国际法治秩序一旦瓦解，世界倒退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伤害最大的必然是小国。新加坡因此必须竭尽所能，维护既有国际体制。
新加坡小国寡民，无法影响国际局势发展，只能维持灵活身段，一方面尽力支持联合国法治体系，另一方面避免沦为大国工具，坚持外交独立自主，保护国家利益。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意味着国人必须秉持忧患意识，支持国民服役等壮大国家自卫能力的政策，同时确保社会和谐，防止外来势力挑拨种族关系或企图左右政府决策。唯有全民保持团结，维护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稳定，新加坡才能在越来越风云诡谲的险恶国际大环境里，乘风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