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豪:党争与暴力政变关系辨析

韩国总统尹锡悦从戒严到被捕,这一戏剧性事件揭示韩国政局之纷纭交错,相关课题引发祁红龙与吴俊刚两位先生在《联合早报》对党争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激辩。吴文以审慎态度,剖析当今欧美国家民主与党争的流弊,指出各国在应对社会议题时呈现疲软与乏力。相较之下,祁文则从文明与法治两个层面出发,解释各国党争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并认为“在法治程度高的国家,就算党争发生超越法律范围的情况,也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解决”。然而,祁先生对民主的乐观似乎未能说服吴先生。

两人分歧的根源主要有二:其一,他们对党争造成的政治后果侧重不同。吴文关注民主政府的效率与稳定,祁文更着眼于如何抑制暴力。其二,祁文对法治与党争之间因果关系的讨论稍嫌浅显,未能有效回应吴文对“政治流行病”的质疑,也未充分展现文明法治在预防大规模流血冲突方面的功能。

尽管如此,我仍倾向于祁文观点。法治与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确能够将政党竞争的范围,限制于议会与选举之内,执政者难依靠军队和暴力来实行针对。然而,祁文所言“在现在民主国家,政变等暴力党争的形式不再有民意基础”,确难以解释某些新兴民主国家屡陷于军事政变且民众竟予以支持的现象,如2021年的几内亚政变便是如此。故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延伸祁文的论点。

文官与军队关系的紧张

政治学者在讨论“暴力”时,通常是指统治者对公民社会及反对派的物理性针对,包括监听、逮捕、恐吓、针对等,以及系统性压迫制度如种族歧视法。因此,像台湾议会内部的肢体冲突虽不雅,但并不在学界所定义的范畴之内。研究威权体制享富盛名的学者格迪斯(Barbara Geddes)指出,在拉美和非洲国家,军方通常肩负强烈的拯救国家使命,认为腐败的政客争斗可能招致外来势力瓜分国家利益。为避免这种局面,他们透过政变逮捕政客并实施戒严,以重整社会秩序,而此过程中流血冲突几乎难以避免。从这个角度看,党争确实有可能引发大规模伤亡。

正因如此,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实,使学者开创文官与军队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这一研究领域。《文明冲突论》作者亨廷顿是探讨这一议题的先驱,他提出“军事专业化”的理念,以缓解保守军人与自由派平民的尖锐对立。

在东亚,延续对这项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1987年之前,亚洲近半国家仍处于军政府或军方支持的威权统治之下,统治者反复倚赖军队的暴力工具来稳固政权。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军队被视为国家缔造者;而在韩国、台湾与菲律宾,军队则将自己定位为维系国家生存的屏障,用以防范共产主义颠覆。

这种历史使命感与军方对武器的绝对掌控,使得东亚国家即便踏上民主化道路,也难以完全驾驭军队。如果军方不承认民选政府的正当性,认为民众无法有效监督执政者,或研判党争可能发展为“毁宪乱政”,军方便有理由成为非民主的否决力量,发动政变。

韩国的两阶段民主策略

德国学者克洛桑(Aurel Croissant)指出,文官控制军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防止军队对民主政体的干预,文官在政治核心确立决策权;第二阶段则将公民决策权延伸至军队独占的领域,如国防与内安事务。

在印尼、菲律宾与泰国等国家,民选政府在第一阶段就已面临重大挑战:这些国家缺乏成熟的制度与足够的政治资本来约束军队,军方在政治核心的影响根深蒂固,阻碍民主的巩固。

第二阶段的关键在于,文人政府能否培养具备国防专业的文职精英,主导预算编列、国防政策及内安管制等事务,而军方只负责提供意见并执行。若缺乏足够的文职专家,国防、内安与情报等关键机构仍由军官把持,文官便无从有效弱化军方权力。这也说明泰国政变为何频密:时至今日,面对泰南恐怖主义威胁,政府还是依赖军方,而非指派警队。

再看韩国的经验,在1961年与1980年两度政变之后,军方依旧在卢泰愚执政时期,拥有相当权势。根据格迪斯等人的观察,一个国家多次经历政变之后,往往难以摆脱政变惯性,韩国能走出这条循环之路,殊为不易。究其原因,与卢泰愚自己出身军方不无关系:军方相信他不会清算自己人,因而并未阻碍民主选举的发展。克洛桑认为,这为韩国民主派带来一次绝佳的契机,得以在军方尚未严加防范之际完成整顿。随后,金泳三上任总统后,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力,解散军队派系、揭露腐败案件并重组国防部,大幅提升军官晋升制度的透明度,逐步增强国防部对参谋本部的制衡。

此后,军方逐渐接受“民主专业”原则,尊重宪法与民选政府的权威。其后,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更体现这一转变:即便涉及韩朝关系的重大调整,保守的军方也未表现出抗议或干预。这表明韩国成功地在1990年代通过谨慎的改革,逐步拆除军队特权,而且未引发强烈反弹。

是以,在尹锡悦发布戒严的闹剧中,军队之所以对民众使用暴力有所克制,反映的并非对总统命令的顺从,而是对宪法与公民的忠诚。综上所述,祁文认为当代党争鲜少导致大规模死伤,我认为不仅要归因于法治与文明的发展,也与如何防止军队干预政治运作这一关键因素密切相关。

(作者是马来西亚时事评论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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