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社会变革，只能是在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基础上的变革。这是符合人性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康庄大道。如果公器私用，以变革之名行倒行逆施之实，运气不好，对整个社会将是灾难而不是变革。
笔者出生在1970年代，童年是国民经济破产的后文革时代，少年是躁动、蓬勃的改革开放时代，青年是信息技术革命和亚洲四小龙时代，进入成年以后，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逐渐泛滥的“全球化”运动。今天，在这个后全球化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再次面临对未来的选择。
有人说，全球化带来美国一家独大的霸权，这个秩序应该被颠覆，换个人来做霸主；有人说，全球化伤害了本国人民利益，应该被废除，重回保守主义。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否会在古稀之年，再次看到铁幕的降临？
时代在变革，保守者和变革者的位置发生互换。曾经的穷人变成富人；富人变成“超人”（超越国家边界的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拼命维护国家边界，开疆拓土，斯大林式极权人物呼之欲出；社会国家（social states）则陷入民粹和内斗的泥潭，庸俗的教条主义“民主”目光短浅，再也没有“里根—布什—撒切尔”这样的铁腕人物，能力挽狂澜。我们似乎在经历一个思维浅薄而混乱的时代。
然而，不论哪种意识形态都无法否认，当下我们生活在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这是一系列历史的偶然和必然造成的结果。在欧洲，“个体”的出现来自历史的偶然，归功于基督教创始人保罗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宗教改革（Larry Siedentop, 2021,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从氏族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消费主义社会，每一步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从落后向先进渐次发展的结果。仓廪实而知礼节，当个体的生存需求不再依赖集体的时候，对个体的尊重、对个性的释放，就从人的基本需求中脱颖而出。这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主义源自人性和现代性。除非让社会倒退回低效的农业社会和氏族社会、重新把个体生存寄生在集体身上，否则个人主义就是必然的。我们不必翻看历史书，朝鲜半岛就是社会发展的活标本：朝鲜是农业社会，韩国是消费主义社会，二者同宗同源，但是差异一目了然。
利己主义是社会进步燃料
消费主义也来源于现代性。鲍曼（Zygmunt Bauman）说，“现代化就是现代性”，而现代化的目标是更加现代化。笔者同意这种说法：消费主义是现代性的附庸和工具。要想快速现代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宣扬消费主义，因为不断刺激消费欲，不仅可以刺激人的荷尔蒙分泌，使人获得幸福感，更是推动技术进步、推动更加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获得利己的幸福感，是人最重要的一个行动目标。
苏联的解体证明：宣扬集体主义幸福感的社会，在生产力得到发展（或者破坏）后，都不得不走上个人主义道路，这既是外部环境推动的，更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的。当人民目睹发达国家社会中所谓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之后，谁不愿意自己和孩子也能享受这个世界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呢？对于多数人来说，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二者之中，优先考虑的总是利己主义。今天的社会进步，利己主义是燃料，消费主义是火车头。任何异想天开要开倒车的人，终将被碾压在社会进步的车轮之下。
然而，正像所有人类经历过的历史阶段，消费主义社会也衍生出很多问题：债务、移民、浪费、污染，等等。就像人体在走向成熟过程中，由于习惯和环境，必然产生大大小小的毛病，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否定这个人的出生和成长过程。和很多其他问题一样，消费主义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限度——几乎所有问题都来自肆无忌惮、过度消费。过度消费让我们屈从于动物性直觉、沉浸在赫胥黎描绘的“美丽新世界”中，忙着满足无休止的个人欲望、麻木而难以自拔。即便如此，各国的公共政策仍把“刺激消费”放在第一位，强调人民对延续消费主义的义务，却闭口不谈公共政策的责任。但是，制定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限制猖獗扩张的全球化资本，对消费主义源头进行规范，才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去做的。
美国每周都发布失业率、消费者指数、生产者指数这些宏观经济指标，但是对于在2000年、2008年经济危机中就已经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其中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贫富差距。
2024年6月，尽管在州法院裁决无效的情况下，马斯克依然通过股东投票方式，支持他对560亿美元天价薪资的索取。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豪炒作天价薪资的目的，但是从中依然可以看出，贫富分化，不仅在程度上令人侧目，更是在社会心理上根深蒂固：看似荒唐的财富差异，很多人（马斯克“粉丝”）却都认为理所应当。这是公共政策的失败，也是这些富豪的耻辱。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引用克莱恩（Naomi Klein, 2001, No Logos）所说：“跨国公司正在压榨最贫穷的落后国家，以获取难以想象的利润。这是属于比尔·盖茨的地球村，他积累550亿美元的财富，而他的三分之一雇员是临时工。”有了各国政府的纵容，对于这些超级富豪而言，利润优先于社会责任，地球村只是“资本的牧场”（鲍曼语）。
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在冠病疫情后，公共政策着重强调“刺激内需”“国内大循环”，这种宣言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不同。在经济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人民的钱包，对于必要的社会福利改革避而不谈。
今天，一位中国公民退休后能够领取的个人养老金是有云泥之别的：农民每月只有区区135元（人民币，约25新元，下同）（“酷暑下倒在玉米地里的乡村老人”，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40期）；像笔者父母这样的普通城市退休工人是平均每月3000元左右；而国家机关退休人员是1万元以上。社会福利制度几乎成为维持某些特权阶层利益的工具。这种把社会福利和消费主义彻底“工具化”、把人民当作可分配“资源”、忽视基本权利的平等、忽视个人主义、甚至反对个人主义，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另一种被异化的“消费主义”，本质是“权贵资本主义”。
历史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笔者认为，今天的社会变革，只能是在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基础上的变革。这是符合人性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康庄大道。如果公器私用、编造“莫须有”的浮夸的民粹主义幌子、以变革之名行倒行逆施之实，运气好，最后只能草草了事；运气不好，对整个社会将是灾难而不是变革。这对所有处在变革关键点的国家都是如此。
作者是北京金融数据业者
